佔領運動隨着法庭的禁制令相繼落實執行而正式告終，不過部份「本土鬥士」仍然不肯低頭，以響應梁振英呼籲為名發起「鳩嗚革命」，其模式與本年初「愛國愛黨大遊行」有相似之處。起初「鳩嗚團」尚具一定聲勢，不過在警方的打擊下規模已大幅萎縮。為總結經驗，以下我們將回顧管治當局的公關策略，以及反對派內部出現暗湧的內在原因。
圍繞「合法性」的公關戰
6月份立法會遭受衝擊過後，當局對「公民廣場」進行圍封並作有限度開放。9月底當局受到「重奪公民廣場」的挑戰，於是向集會學生警告「公民廣場」的業權屬政府所有。當局態度強硬未收阻嚇作用之餘更加強了集會學生的反感，似乎非普選產生的管治班子「竊據人民政權」把持公共資源。
衝擊爆發後當局調動警力圍捕學生，「泛民」就有更充份的理由呼籲市民圍堵政府總部聲援學生的「反官僚」行動，迫使當局將武力升級。警方出動防暴隊及施放催淚彈驅散過後，人們以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作為回答。雖然馬路的業權同樣屬政府所有，但是靜坐並不構成即時威脅，進一步動用警力驅散反而在國際社會造成窮追猛打的印象。當局因而改打輿論戰，表現最大的包容及依法維持社會秩序的努力，呼籲佔領人士到添馬公園或維園等公眾場合繼續集會，以突顯佔領人士一意孤行及運動的消極面。
與此同時，當局亦有意迴避以公權力維護資本家利益或者政府「私有產權」的嫌疑，於是採取迂迴戰術等待民意進一步逆轉。由於佔領區附近的公共服務、交通運輸、商業活動等勢必遭受妨礙，受影響的商戶、市民肯定會提出抗議，而交通運輸具有公共性質，由服務營辦者申請禁制令就可以通過第三者挾公共利益把球抛給法院，最後當局就能夠扮演尊重法治的中立角色動用警力為禁制令站台。
「泛民」在臨時禁制令頒發後陷入被動
當局的公關策略似乎立竿見影，「佔中」領導層在臨時禁制令頒發後明顯軟化，幾經反覆的「官學」談判終於在10月20日實現，發起人則在10月底復教並表示「雨傘運動不是和平佔中」，而「泛民」議員則放棄辭職公投，其後回歸到合法遊行的傳統模式要求與中央政府對話，「學聯」則尋求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協助向中央轉達訴求，卻未有質疑港區人大、政協同樣未經「普選」產生。
以上事態表明「佔中」領導層正在逐步退卻，運動已陷於消極防禦狀態。其後相繼發生「學聯」成員以及個別參與佔領人士被注銷回鄉證或者被內地當局拒絕入境的事件。「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就事件表示感到詫異，指中央不單沒收了他們的回鄉證，也象徵未來會沒收一代人命運自主的權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周同學竟未以中國公民被本國政府禁止踏足國土作為抗議的理由。
部份佔領人士則有了接受失敗的準備，且提出了「深入社區」、「結合民生」的建議並得到「泛民」附和。其實對於「泛民」而言「深入社區」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一直透過附屬政黨的工會或地區組織紮根基層，之不過「深入社區」不失為一個體面的下台階。但是清場臨近觸發了激進本土派的抵觸情緒，他們不甘心自己推動的運動退潮，遂有11月19日衝擊立法會一事發生，企圖向領導核心迫宮。
不過此間中產階層已開始擔心佔領導致經濟衰退，「泛民」只能以譴責未經協商的暴力行為回答右翼的迫宮，由此導致爭奪領導權的內哄表面化。激進本土派繼而要求「拆大台」、解散糾察隊，以此等手法否定「泛民」的領導。為免佔領陣營徹底破裂「雙學」被迫採取折衷態度，少數港獨份子則自行其是，到英國領事館外示威明目張膽地尋求「外國勢力介入」。
本土派開始唾棄「泛民」
首個清場地點旺角是本土派的陣地，11月26日晚間大批佔領者重新湧出街頭與警方進行「街壘戰」，但很快就被警方打退，其後佔領者仍試圖在晚間以流動方式堵塞交通，不過同樣遭到有效打擊。「泛民」在這關頭明哲保身，拋頭露面的擔子也就落到了「學聯」及「學民思潮」肩上。
抗爭情緒再次升溫的形勢下「雙學」決不能無所作為，只好逢迎激進主張，他們的領軍人物也在衝突前線被捕，其後更呼籲市民30日帶齊裝備到金鐘集結，臨場發動一波沒有意義的衝擊，至此我們早前對佔領運動提出的兩種可能性基本上已經應驗。事後「雙學」承認了失敗並致歉，「學民思潮」成員旋即進行絕食，明顯看得出「學民思潮」始終沒有背棄「和理非非」，有理由懷疑「泛民」試圖以「棄卒」策略繼續對本土派施加影響。
不過佔領陣營內部也存在反對「悲情牌」的強烈呼聲，「泛民」眼見已無法駕馭激進本土派，終於在12月3日到警署自首，然而沒有一人有勇氣承擔組織或煽動的責任，只承認參與非法集會的罪名。警方為免節外生枝並未對有關人等進行拘捕或起訴，卻以「鳩嗚團」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而「學民思潮」的絕食行動稍後就以健康理由宣告結束。
佔領運動是多維的
「泛民」在金鐘清場的最後時刻惺惺作態到場被捕，事後被部份本土派指為「抽水」，「不是留守到最後一刻，而是到最後一刻留守」。「學聯」遲至14日發起姿態多於實際的「抗租拆稅」，港獨份子則在同日進行遊行反對警方打壓「鳩嗚團」，企圖拉攏本土派進一步右傾。
表面上佔領運動的分裂是策略分歧造成的，然而佔領運動本來就是多維的，激進與溫和只是其中一個維度，反資本壟斷與抗拒陸港融合則構成意識形態的左右兩極。如果以社會成份來區分的話，單純爭取普選的傳統民主派核心由中產專業階層構成，而且是「泛民」的主要票源；本土派則以活躍社運的青年學生為主體，希望經濟環境能夠回復到壟斷前的狀態；多數參與者則游移在兩派之間，易受主流氣氛感染。
追本溯源，中產階層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這個群體一般對資本主義持保守態度。本土派的形成則與回歸後中產階層受到兩次經濟危機衝擊而萎縮，加上上流階梯出現斷層息息相關，導致一些被排除於中產行列的成年人，以及希望擠身中產的年青人萌生衝擊社會秩序的意圖。這個群體起初有不同程度的民粹表現，是本土派的鶵形，「社民連」以至「人民力量」的冒起及擠身立法會是這種社會力量的集中表現。
分裂的內在必然性
及至近年「地產霸權」與陸港矛盾問題交織醞釀系統的排外理論，有人以「殖民論」解釋「泛民」與「建制」此消彼長是北京的陰謀所致，民粹意識逐漸向本土意識轉化。與此同時，青年當中又有一部份初步了解到資本主義是社會問題的根源，於是本土派又衍生出左右兩翼。「泛民」一直以避重就輕的辦法敷衍本土派，對港獨則不置可否，各支力量往往能夠在「反官僚」的大前提下走在一起。
實質上彼此之間存在間接的利益衝突，內哄與分裂恐怕不是一句「莫忘初衷」就能夠修補。雖然在官僚專制的環境下，中層階層也會對政治民主有所要求，可是一旦社會運動發生反資本主義傾向的時候，他們往往更擔心自身的經濟地位受到動搖，由此決定了中層階層不可能是徹底的民主派。
經過佔領運動一役，反對派陣營明顯己感受到內部山頭林立，各有盤算。本土派的右翼依然以不得人心的辦法延續抗爭勢必進一步將自己孤立，為達目的只得加緊尋求外力支援，「《中英聯合聲明》仍然有效」的論調就是這種願望的反映，長此下去這一支力量將與港獨存在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而左翼或許未能克服急躁情緒，始終未有打出反資本的獨立旗幟。
後佔領的展望
改變社會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辦得到，以為社會問題會隨着普選而迎刃而解只是一廂情願，所謂不合作運動只會給予政府及資本家推卸責任、轉移視線的藉口。相對來說，「深入社區」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然而像「學民思潮」那樣把高調的遊行、靜坐換作近距離的宣傳說教不過是換湯不換藥，效果自然不會理想。
縱使特區政府管治下貧富懸殊嚴重惡化幾乎是全社會的共識，但是空頭支票總及不上小恩小惠來得實際。「泛民」作為中產階層的政治代表只反官僚不反資本，根本不能代表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他們所擁護的「民主」是局限於現有「法治」框架下的「鳥籠民主」，其社會影響力必然隨着中產階層持續萎縮而進一步下降。
換個角度，勞動大眾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人翁，但我們處於資本主義社會注定在經濟上無權，我們並不只是遭受公共政策歧視，而是受到資本實實在在的壓迫。然而「泛民」總是教導人扮演弱者乞憐，跪倒在資本家面前索取施捨，試問這樣的政客值得受人尊重，能夠為勞動者帶來真正的解放嗎？基層對於「民主運動」無動於衷，運動本身就沒有應該檢討的地方嗎？
其實維護資本主義是管治當局最基本的官僚表現，「資本主義50年不變」才是套在港人身上的枷鎖！展望未來，研討會認為能否打破僵局很大程度決定於左翼的取態，如果能夠切實辦到尊重勞動大眾想法，從平等開放的交流當中掌握人們最關切的議題，然後啟發人們提出方案互相討論，繼而爭取把共識身體力行地付諸實行，社會就肯定要出現大眾民主的新氣象！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