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突破匯動青年破天荒，當日就出了官方回應。如此難得，我們當然要一起來逐段研讀，好好學習。突破匯動列出了四項曾作出的跟進，我們先來看第一項。
顯然12月20日聲明是在11月16日聲明的基礎上寫成的，但又不是完全照抄，而是靜雞雞「攝」咗D嘢入去。新增的重點部份我用紅線畫了出來（見圖一），主要是兩點：
1）我對蔡元雲先生的傳話內容理解得不正確，令其很詫異。
2）我對匯動來說只是「路人甲」，既不是員工也不是義工。
引發事件的帖文
2017年11月18日，我正在為下一週的一堂有關性騷擾的課預備，而各種案例中受害人的自述，竟然勾起了自己一直想要埋藏的記憶。隨後的情緒爆發令我不得不連續花了兩天，將自己的部份經歷和感想寫成五篇長文，發佈在FB。我隱去了人物及其就職機構的名稱，設定權限為僅朋友可見（現重新開放公眾權限），還在可見名單中排除了對方的太太。這樣設定的原因是，我最初並沒打算追討些什麼，只是單純覺得，我必須對自己一直逃避面對的過去有個整理和交代，我無法再默默背負這樣的重擔並且假裝什麼也沒發生。
蔡元雲先生傳話的脈絡
然而就在寫最後一篇的時候，我收到了容暉的私信。我驚覺這不是僅限我個人的遭遇，而是一系列重複出現在多人身上的慣用手法。並且，我們在尋求幫助時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是從這個時刻開始，這件事對我不再只是我個人的事。公義是否能對我們這些個體顯現，關乎著「制度、文化層面的公義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於是在2017月11月20日開始，一連幾篇帖文我都加上了#JusticeMustBeDone 的hashtag，其中一篇直接呼籲這個群體正視發生在內部的持續傷害，停止從受害者身上榨取「憐憫」（例）。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7年11月20日夜晚，我收到了一位中間人的短訊，轉達了蔡元雲先生的口信：「...I know what you have posted on Facebook. I will discipline XXX (註：騷擾者名字), Hope not only justice is done, but mercy as well. I am available if you would like to talk.」這位中間人並非突破或匯動的負責人，甚至也不是職員，而很長一段時間，只有這位外圍的中間人和我有聯繫。另外，在傳出這個口信之前，蔡元雲先生沒有與我約見，沒有通過電話或電郵向我了解任何詳情，卻主動聯絡了騷擾者，與其見面會談。
以上這段口信，令我深感受傷。他一沒有講明discipline的內容和方式，彷彿一個最終結論般將話題終止；二不視我為一個需要他主動關心的對象，而是高高在上需要我求見；三甚至認為我對騷擾者沒有體現應有的憐憫。當晚我徹夜失眠，蔡元雲先生曾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也對我的成長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影響，我不能理解，或許也是不敢理解，為何在這件事上，他的反應如此冷淡。於是，我連夜寫了一封致蔡元雲先生的信，重申我的訴求，並在中間人的幫助下，終於爭取到在11月24日與其面談。面談期間，蔡元雲先生一口答應了我所有訴求，再之後便是杳無音訊的等待。
蔡元雲先生對我的理解感到詫異，我只能說我對其詫異感到詫異x2。請問以上這段口信，我究竟可以如何用第二種方式理解？
與「突破」的關係
我16歲那年第一次踏足香港，就是因參加了突破機構的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簡稱LA camp）。之後我雖然仍然生活在上海，但一直和突破保持著聯繫，我來到香港讀書，蔡元雲先生也曾經給予鼓勵，對此我是心懷感激的。我至少有幫手過六屆的LA camp、五屆的逆旅先鋒，以及賣旗、籌款等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動，還加入過義工群體的核心成員小組。這都是因為我對突破有深厚的感情。
突破與突破匯動青年
2013年下半年，突破機構的國際培訓事工衍生出了現在的突破匯動青年。不過突破匯動青年董事會並沒有立刻分離母機構，而是在突破的架構中隸屬於突破董事會，直到2015-2016年突破年報，匯動才不再出現在突破機構的架構中（見圖二）。然而，突破與突破匯動青年不僅共用一個地址，很多事工也是彼此人力互用，兩者的週會也是一起進行。不僅在外人看來兩者是一體，就算內部很多時候也並不明確劃分界線。
性騷擾我與容暉的任某，於2012年開始在突破機構任職，當時還未成立匯動，匯動成立後其開始在匯動就職。任某對我的性騷擾橫跨他在兩個機構供職的時間，並且有時根本無法分清他到底是代表哪個機構在工作。例如，任某作為匯動員工期間，其中一個由他負責的項目就是突破機構的招牌，LA camp。我有受邀幫手兩屆他負責的LA camp，一次作為營會工作人員，一次作為嘉賓講員。那麼我究竟算是哪邊的義工？從突破匯動青年的聲明來看，我只能被視為突破機構的義工，哪怕負責該活動的是突破匯動青年的員工。
獲獎合併計算，責任分開計算
上週二（Dec 18），蔡元雲先生剛獲頒突破45年長期服務獎（見圖三）。這裡的「突破」顯然不是2013年才成立的突破匯動青年，而是成立剛好滿45週年的突破機構。可是，2015年蔡元雲先生從榮譽總幹事的職位退任後便沒有在突破機構任職，並且之前在答覆時代論壇記者查詢時，蔡元雲先生也強調了自己現時在突破機構沒有任何職務。那麼，為什麼蔡元雲先生在突破匯動青年任職的年數，可以和在突破機構任職的年數加在一起計算，而我作為義工的經歷則被嚴格劃分開計算？
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曾經在突破或/和突破匯動青年擔任過義工的人為數眾多，如果作為義工，其尊嚴和意義輕賤到隨時可以被割蓆，這不僅是隨隨便便抹去你人生中的年月，更是一種對他人信任和付出的踐踏。機構並沒有明確和義工以及服務使用者講解過，他們現在參與的事工或使用的服務究竟是屬於哪個「突破」。你能確定自己曾經擔任的是突破還是突破匯動青年的義工嗎？如果有青少年在任某負責的LA camp中遭遇性騷擾，那究竟是哪個「突破」的責任？
我在此呼籲所有曾經的義工，一人一信向突破機構和突破匯動青年查詢，自己的義工身份究竟屬於哪邊，如何計算，如果在過去的參與中曾遭受性騷擾，究竟是哪邊的責任。要求機構給出官方證明，以免未來在不可預測的情況下突然被DQ義工身份。
PS：寫得太長，綠色畫線部份下次再說。另外還有N項要逐個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