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兩個月的遊行示威，到現在還沒有離心，反而越發吸引到更多不同界別的市民參與，甚至大量公務員也同樣地發起聯署。分析原因，有人說這是因為這次行動的目標清晰，「四大訴求」由6月12日警察的暴力行動後逐漸成型，並作為運動的主要訴求一直延續至今。
然後，大部份的香港人跨越了兩個障礙：
7月1日，大量示威者破壞立法會入口並闖進議事廳。過去幾年堅持和理非並且往往一遇到行動升級至稍有暴力元素即表態譴責的社會大多數，非但沒有與此事件割蓆，更紛紛表示理解與包容。至此，勇武與和理非派終於完全地團結起來。
7月27日，針對一個禮拜前白衣人無差別暴力襲擊的「光復元朗」活動不但沒法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甚至出現罕有的反對通知書。但即使面對非法集結的罪名以及可能重現的暴力襲擊，依舊有數十萬人響應參加。更多的香港人明白爭取民主有其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卻認為是值得的。
雖然四大訴求到今天依然未獲當權者所接受，但形勢亦隨時有逆轉的可能。畢竟四大訴求入面，有三項(撤回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特區政府可以自行決定的事項，而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底下，中共同意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也不無可能。
問題是，之後呢？
由梁凌杰在太古廣場墮樓身亡起，整個運動的死者已經出現了四個。對於在生者來說，如何繼承他們的意志是重要的，因此出現了佔領立法會當晚的四個死士，並且這種自我犧牲的想法亦同時體現在前線的抗爭者身上。
稍早前聽到朋友分享，認為抗爭者不懼身體上的傷勢，在武力極度不對稱的情況之下依然正面面對警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希望不斷重覆的佔領／對峙／衝擊／撤退這個循環有一個終結。而這個終結不得不伴隨著一定代價，否則其將無法面對已經犧牲的同路人。況且，回歸日常已經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日常生活代表的是對現實的妥協，對已逝者的遺忘，那將是一種不能承受的狀態。直接點說，就是比死更難受。
或者，這正正是香港人需要跨過的第三個障礙。無論四大訴求成功與否，這場抗爭本來就沒有所謂的終點。這四大訴求其實是我們的道德底線，和理想的社會狀態可依然是差天共地。即使有人將第五個訴求 — 雙普選放在並排的位置，對民主精神的學習與實踐依舊無法放慢腳步，因為當你與一個充滿擴張傾向的帝國仳鄰，再完美的民主制度也可能因龐大壓力而走樣。這樣的情況只能靠每一個公民不斷的自省與行動與之對抗，而這將會是香港人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必需面對的課題。
所以，年輕人，珍惜生命，珍惜這一輪行動所獲得的經驗。所謂的日常本來就與抗爭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回歸日常並非脫離抗爭，而是將其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細節上，前面的路可還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