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0學運連線 20150930重點播報
周永康、岑敖暉
【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
2200-2230
岑：這兩天發生了大事，關乎你的母校以至整個學界。
周：港大副校長陳文敏任命被否決的事，結果和大陸政府的選舉一樣，結果未出爐大家已經預計到。
岑：雖然一早已預到，校委幾次用首副去拖，以及有些報章一早寫明那十二票會投反對，但昨天我見到這新聞還是很錯愕、震撼，那心情和八三一有點似，沒想到會實實在在發生。
周：事前梁智鴻說會作理性討論。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在會後發表個人聲明，說到會議裡的所謂校委否決陳文敏的理由，是很匪夷所思，和梁智鴻說的理性討論不同。例如盧寵茂說陳文敏沒向他show sympathy，好像是懷恨在心地否決陳文敏，其他人的說法包括google scholar的搜尋次數只有四次；大家可以上google scholar搜尋一下我和岑敖暉的文章，說不定我們的學生essay的引用率可能很高。他們的理由全部都很匪夷所思，根本是一堆藉口，不足以justify否決陳文敏。
傘運後，政府積極干預大學。在陳文敏事件上，大家歷經波折，最後好像還是沒法守護到陳文敏的任命，守護到學術自由、院校自主不被荒誕離奇的理由騎劫、壓到。陳文敏昨天的任命結果似乎是這現象的延伸。我覺得這不單是港大的事，也是學界的事，因為這象徵了政府接下來會如何對付大學及院校。昨天除了陳文敏事件外，港大校委會也多了新委任的成員，一位港大前副校長－曾簽署反佔中的－楊紫之被委任成為新成員；如果我們沒法守住學界，政權就會逐漸陰乾每間院校。
岑：這問題有很多層次，包括校委會、高教界面對中央的壓迫可以如何抵抗或我們可以如何自主。剛才你說的理由，也要提供一些資料給大家。范徐麗泰說不知陳大敏是甚麼大律師；現時陳文敏的頭銜除了法律學院前院長外，也是「名譽資深大律師」。諷刺的是，范太曾是立法會立席，而陳文敏成為名譽資深大律師，是在立法會通過的法律條文，說到終審法院可以對任何在香港的大學任教法律、作出重大貢獻的法律學者，頒予這個頭銜，絕非沒有根據或只是榮譽學位這麼簡單，而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律師公會主席、及律師公會主席都要對這人選予以肯定，才可以有這個頭銜。現在資深大律師名單中大概有一百名大律師，但只有一人是「名譽資深大律師」，就是陳文敏。
第二是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及他的文章很少被引用。但今天很多法律界的朋友都已撰文澄清，平時我們寫文用Google scholar，但法律界比較少用google scholar的，他們用Lexis或Westlaw。另外，很多外國著名的法律學院院長都沒有博士頭銜，以往很多校長或校監都沒有博士頭銜。
我們認真看這些論點（否決理由），其實都是經不起討論及考驗。但這些低質素的理由，竟然可以成為否決一個大學副校長的理由，這是很匪夷所思的。
周：你剛才說的名譽頒授，梁美芬今天對此不予置評，這班人自己理虧時，就完全用這些論調遮掩自己的瑕疵及無知。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在今次事件上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很尊重他。校委會會議的內容，若馮敬恩不說出來，我們都無法知道原來是這麼荒謬。他因為說了出來，有機會受處分，但這個處分會去到哪個程度，大家這幾個月都有討論過，但沒有明文規定會有甚麼處分，似乎是假大空多於即是懲處；很大可能是校委會那班人會發動動議，解除馮敬恩的職務，令他無法再參與校委會的會議。
我今天回校時，有不少人關心這件事，無論是學生會、屬會、或宿舍莊都有在校園內幫手貼海報、派單張、辦街站，向同學解釋。面對幾個月的糾纏，我們還可以做甚麼？我們在面對一個怎樣的局勢？政權或校委會對於陳文敏的委任處於如此否定的狀態，背後反映了甚麼心態？他們在害怕甚麼？希望對於甚麼人作出報復？背後的原因？似乎這是我們需要講清楚的事。
近日很多論調，校委會這件事純粹是中國因素或北京高度干預，今天港大校長馬斐森接受路透社訪問也指，不知道究竟這件事是否有北京在背後干預。大家矛頭其實都指向北京，但這件事似乎不止是北京的問題，亦和校委會組成、為何它今日會有這個setting、安排，以往十多二十年我們的大學出現了甚麼問題，為何它的架構會有這個委任制度？這是大家需要拆解的問題。
校委會名單有港大校長、理學院院長、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教師及職員會副主席、職工會理事、本科生代表、研究生代表，然後其他是商界人士，有些是地產霸權的代表、全國政協等，這組成十分奇怪。
岑：這幾天的焦點集中在盧寵茂，但事件其實反映整個高教界有很多問題需要拆解，而不是某幾個人說了很荒謬的說話或北京在背後操盤這麼簡單。
2230-2300
岑：關於這件事有些說法，例如港大校委會向中共獻媚、港大校委會將完全被中共操控，我們希望和各位探討多一些其他關於這事情的角度，這事固然和中共入侵香港教育界有關，但今天校委會可以有十二人否決人事任命的決定，其實不是只有北京政府就可以促成，當中有很多歷史元素甚至英殖政府都有份促成今天的情況。
剛才你說馮敬恩今天做了件很勇敢的事情，我十分認同。他將校委會委員所說的事公諸於世，讓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嘴臉有多醜惡，是很值得加許。究竟保密協議是甚麼一回事，學生委員在校委會或校董會擔任甚麼角色？保密協議不僅是港大校委會獨有的東西，學生會會長應會做校委或校董；中文大學至今仍未修改大學條例，將學生會會長或學生納內校董會委員，但其他七間都應是校委會或校董會成員有學生代表。所有與會者都受保密協議約束，因為不想disclose大學覺得很敏感的東西，包括人事調動例如炒人或降職、財政、院校發展計劃等，這和教資會將所有大學置於競爭的位置有關。
有些關於學生的處分會在校委會或校董會處理，要保密比較合理，但保密協議對於學生及學生委員其實是緊箍咒，大大限制了學生發揮的作用。學生代表在校董會或校委會的一票其實無法左右到大學高層的想法，基本上他們決定了的方向，要通過的話一定通過到，要反對的基本上一定反對到；學生代表沒有實際左右到大學高層的能力。學生到校董會或校委會最主要是分享資訊，希望令同學或公眾知道大學在做甚麼，有甚麼做得不對，需要監察、改善、扭轉，但受制於保密協議，這功用就發揮不到，學生代表在校董會或校委會聽到的，無法公開說出來，可能要找其他方法披露。保密協議加上只有一個學生代表的制度，令到學生在參與校董會或校委會事務或學校重要決定上有相當大的制肘。
周：學生代表是否將校委會或校董會會議內容公諸於世，是有政治壓力的。這幾天我們有和做過委員的前學生代表傾過，他們都有向記者放過風，回想時，他們都感受到政治壓力，擔心會否有刑責、被民事索償；另外，有委員私下警言他們，若他們再爆料，可能校委會或校董會開聆訊處理。當然他們覺得自己豁出去，那就沒問題，但擔任學生代表的職務，多多少少都有壓力，面對一班講嘢似是而非的人對你施加壓力，到底要如何處理？有甚麼考慮？保密協議，正如岑敖暉所言，令到學生代表處處受制、處處受壓力。這制度等同黑箱作業，學生沒有知情權或參與權，只有學生代表知道，但千千萬萬學生不知道，那就仍然無法影響到校委會或校董會的決策。
【港大校委會組成緣由】
港大校委會組成，有超過一半是委任，當中大部份是商界人士。為何校委會是這樣？這要追溯至二零年頭時有校委會改組。當時大家說要引入商界思維，以港大為例，改組之前，校委會有五十多人，當中有很多學術代表。二千年頭董建華作出一系列改革，不論是教育界還是社福界都要引入商界思維，今天政府在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委員會，有很多都是委任，甚至全部是商界人士、地產霸權的代表，他們有重大的權力去影響每一個領域的決策。政府大量而迅速地透過這制度將商界人士委任在不同架構中，大學在這情況下發展至今天的狀況。大學某程度上是被商界騎劫、把持，大學的發展、定位都由他們決定；政府和商界在這方面緊密合作，當中有很多利益糾纏及權力結合。
今次投反對票的人，除了政協、行政會議成員外，不是銀行代表就是商界人士，都是財閥力量的代表。商界和政界如何結合，而令到大學受到這股力量的影響？這不純粹是他們聽北京的命令，而是北京、香港政府、財閥的利益好像繡球般糾結一團，很難將之拆開。二千年的改組令這情況惡化，但九七之前已開始有這趨勢。九六年時教資會負責撥款給大學，當時它有個報告，說三年學位課程有兩個目的，一是接受通識教育，認識不同範疇的事物，二是汲取專門知識，成為有用的僱員。大學培育你，不是令你成為有批判性、會反思社會問題的公民、積極的公民，而是成為有用的僱員，為政權或商界財閥服務，而不是培育一批有批判性的大學生去檢視這個社會應如何發展、如何逆轉政商勾結的權力合作。我們說大學的學術自由受到威脅或蠶食，但大學向來並不是真的有完全的學術自由或院校自主，某程度受商界及政府影響其發展。
岑：大學和商界的利益其實糾纏在一起，我在讀羅永生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是他的PhD論文，他研究英殖如何管治香港，發現當時華人有份促成英殖管治，和英殖關係密不可分。當期香港教育的目的是以英語教育培育「精英華人」，然後成為香港第一代資本家，令英殖能壟斷管治香港的權力，甚至影響中國。商界和政府勾結，共享權力，作為利益共生的東西；功能組別就是保障政府及商界的利益，而高等教育和這政治目的有關。當時有班從中國逃到港的學者覺得要承傳中國文化，輾轉間才成立中文大學。
【大學和政府之間的歷史緣由】
2300-2330
岑：我們這個組合的特色是每人講十分鐘，都十分長氣、說話十分冗長，不好意思要未關收音機的朋友要捱多兩節，但都希望借此機會和大家勾勒究竟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及歷史背景、大學和政府之間的歷史。
周：剛剛岑敖暉說到，港大開初時為培育買辦，可以向大中華進發，攏絡更多經濟及政治利益。有傳港大設立時，政府不希望有太多人文學科，因為它們沒法純粹為政權服務，可能會種下顛覆的種子，令學生好像今天「搞佔領」，或在校委會「爆料」。在港大的荷花池向左面一望，會望見一塊很大的橫額，是校方用來打飛機，說孫中山是他們最著名的校友，然後quote孫中山回港大演講時說猶如浪子歸家。我最近讀有關孫中山的著作，講到孫中山當時說這句話，港英政府很不歡迎他，很想他走。向來政府不希望有顛覆的言論在香港出現，當大學教育是為政權服務時，七十至九十年代陸續成立的大學都較多成立理工相關的科系，為官僚及技術員工的培養而較少對社會有更多批判的學科。
到二千年老董年代都繼承這種管治邏輯，而且變本加厲，大學是為政權及經濟服務，所以管治上要和經濟特權階級結合，所以有校委會改組，大量九七後買辦湧現，直接進駐校委會。當大學有此（政治）目的，陳文敏被視為會威脅其政權，他要求民主選舉，要求開放的政權輪替，政權當然會否決他，甚至會逐個對付顛覆其政權的「反對陣營」。
岑：你說到政權運作某些邏輯及機制否決陳文敏，很多人只想問題歸咎於中共干預或中共打壓香港的學術自由。固然，我們不能否認中共在這事上有很大的角色，但為何它可以做到，很大程度是繼承英殖政府如何利用香港高教界的邏輯才能促成此事。所以今天事件，中共、梁智鴻、盧寵茂之類的校委固然難辭其咎，但設立這制度、將高等教育定性為為政治、為經濟利益服務的定位也不能免責。
但吊詭地，很多香港人接受這個邏輯。可能很多人有這麼一個想法，就是孩子或自己越讀得多書，會搵更多錢。我們之前聽很多人話我們「搞屎棍」，「讀咁多書都出來搞事，是讀屎片，浪費政府金錢」，背後的邏輯是讀咁多書應該去做專業人士，對社會有經濟利益有貢獻。另外有些說我們讀咁多書不應背負這麼多責任，出路不應這麼少，但背後承載著也是類似邏輯。大部份人都將大學視為職場的跳板，某程度更令大學無縫地和管治者思維接合到。其實我們要問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大學到底是一個甚麼地方。
周：可能我們進大學時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只想著入到好U，出來找到好工，但背後的運作或生產鏈其實有問題，需要大家共同糾正。這牽涉到大學為甚麼存在，教育是甚麼。不同的大學成立時，大家都沒有問過我們要這些大學做甚麼，現在似乎大學被政權主導的經濟模式牽著走，九七前後，香港的城市定位是競爭、經濟、GDP發展，「四小龍」、「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等，全部都是區域競爭、國際競爭，在這情況下，大學變得幫香港整個經濟系統增強競爭力，不是為培養公民（citizen），而是要培養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政府付了錢但你出來沒有競爭力的話，就等如沒讀過大學，這是社會的思維，然後以此度量大學或畢業生是否up to standard，如果不是，你就會如我或岑敖暉般在街上被謾罵。
岑：我相信大家要重新思考大學存在的目的，應為社會提供甚麼，這樣才有改革的空間。大學現在已有很多問題，包括校監制度，以至教資會組成，學生、教職員、學校的持份者的參與應到哪個程度？之前聰也說過學聯在聯絡不同院校，希望搞學界公投改革校監制度。
周：學生以至整個社會都要思考這個問題。若大學要民主化，要配合不同層次的抗爭，大學應扮演甚麼角色？大學作為社區，其配置如何能更顛覆性去令到它成為不同的公共空間？大學校園很多地方運用都是fix死哂，大家要思考大學如何能有顛覆性的發展。
【接下來的抗爭路】
2330-2400
周：有關陳文敏事件，現在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未解決，就是學界面對政權干預，抗爭路應如何走？在制度上，我們沒有票可以扳倒建制派的決定。有人提出罷課、罷教，但這是否可行方向？
岑：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這情況和後傘運的公民社會有關。香港的公民社會的組織力好像越來越低，我們察覺到，其實梁振英及共亦都察覺到，他們知道我們沒能力反抗的話就會覺得可以做乜都得。可能因為這樣，梁振英及張曉明才會有那些趾高氣揚的言論，而校委們明知事情很無稽都要作出否決。所以我們會否有實際行動其實是重要的指標，是香港人究竟還能不能組織起來向政權抗爭，或遇到重大的不公義，我們是逆來順受還是會作出抗爭？我們的學運會否繼續下去？這時勢也可讓我們反思傘運中做得不足的地方。我覺得今次事件中，港大的同學應很憤怒。若大家都有不滿的情緒，其實可以實踐我們在傘運中忽略了的，和不同的同學傾，一起去思考是否行動、如何行動，實踐民主參與，繼而訂出行動策略。
周：在抗爭中，我們如何帶動大家的士氣及整個社會的momentum？若有集體性、鼓舞人心的抗爭，可讓社會反思，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似乎今次需要群眾壓力；今次有校委是自恃有權力而否決一切，若真的根據民意投票例如畢業生議會的投票，陳文敏任命應會通過，李國章應無法上台。接下來有幾個可能會發生抗爭的時間點，第一個是陳文敏任命被否決，第二是李國章被委任作校委會主席之前，第三是李國章被委任之後。罷課絕對是抗爭其中一個方式，本身有甚戰鬥性，可以影響學校運作，令到政府正視。我相信一間院校未必足夠，可能需要整個高教界思考如何進行，因為這影響著各間院校。要令到運動持續及發大，迫使政府正視，院校作聯合抗爭似乎是個方向，在運動推進上需要大家集體思考。
岑：政府的態度也是考慮重點。梁振英及北京現在的態度是得寸進尺，不會適可而止；若我們讓他們覺得香港人是可以予取予攜，我相信他們必然在其他範疇郁我們，令到原本已經很差的事或制度變得更差。我們能否組織到群眾壓力，令政府知道香港人有實力，是很重要的。這不僅是一間院校的事。昨天否決後，今日政府都出動整個政界輿論機器郁馮敬恩，這事件遠超一個大學的層面，而是整個高教界及政界都會受到影響。我們請大家響應「全民反政治打壓運動」，就是當有人受到打壓時，我們要聚在一起才能頂得住。
【政治檢控】
現在亦有很多政治檢控出現。這兩人有人因為反對政府大白象基建而被控告非法集結，包括黃永志。他不認為他有錯，因為他是反對政府浪費公帑，去做假大空的基建而不是為香港市民。許志峯之前因為佔區議會被控普通襲擊但被判無罪，今天律政司提出覆核。律政司如果不服判決，不會上訴，而是說裁判官判錯，要他再判，希望施予壓力令裁判官轉軚，之前已有成功例子。政治檢控每天都出現，若覺得這僅是個人事情，就會令到律政司安然無恙地利用公權力對個人進行打壓，直至打冧我們為止。
周：政治打壓或否決任命事件其實和我們息息相關。我們在種種領域中如何抗爭，接下來的抗爭需要很多preparation work令到事情可以發生，也希望無論是港大同學還是其他院校的同學或其他人，都可以著力做多點連結，反抗更多不公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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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學運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