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已經持續超過一個月，有評論形容現時狀態為「膠着」。
這篇文章透過對佔領的意見調查，思考到底缺乏出路，是否學生組織無法代表群衆協商，以及政府在談判中沒有提出合理解決方法的關係，這兩個問題。
學生領袖的代表性和談判（讓步）籌碼
運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到底誰能代表運動或者領導運動甚至是否需要領導的質疑。這問題某程度上衍生了所謂騎劫的問題、撤與不撤、以及公投的提倡與擱置等等爭議。問題成因非常複雜，甚至牽涉到泛民光譜和派系、政治道德、社運團體的興起與角色、以及過去一些列政治事件，包括對於過去爭取民主不力的指控、民主黨入中聯辦、以至國民教育的「階段性勝利」、所謂「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的説法從何而來等等等等，在本文裏面難以探討，也無意探討。
但客觀的事實是，學生代表如果代表群衆與政府談判，學生如何能夠代表群衆提出和接受佔領結束條件，就成爲了一個疑問。最穩當的情況是，學生代表成功爭取的談判結果，同樣是所有群衆認同的結果，最後大家和平散去。然而，非但談判結果被人人接受的可能性很低，而且談判的過程中，如果學生代表在堅持部分重要原則的同時，也許也有需要作出一定的讓步，例如從具體選舉訴求轉爲爭取離開中共完全操控的一錘定音，實踐以理性民主方式決定選舉方法的機制，才能達至共識，爭取讓民主化選舉實現的機會。
自發參與 卻又要無條件遵從「大台」？
因此，就談判結果來説，學生的決定難以令所有人都無條件認同。尤其如果學生要作出讓步，更可能會與其他運動的參與者產生矛盾。我們在調查中問到，如果學生的行動方針與佔領者自己的想法有所不同，佔領者是否會聽從學生組織的決定？
結果發現，整體來説，只有35%左右的被訪者表示會聽從學生代表的決定，和表示會反對（32%）的比例相約。而且，在三個佔領區之中，旺角的支持率更加只有28%，反對率則達到差不多39%。
不過，其實學生代表、佔中三子以至泛民，是不是應該假設參與者需要無條件順從運動「領袖」（他們）的決定，其實是存在疑問的。當然，各領袖在這次運動中作出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而且在很實際的考慮上，例如與政府談判、面對傳媒、向社會交待等等，「代表」還也是有需要的。但問題是，在領袖決策過程中，是不是應該加入一定的「民主化」過程呢？例如各種協商程序，或者平等設計和參與的「公投」等等。始終，佔領者的「自發性」、「自主性」、甚至「自我貢獻」，也明顯地推動着這次運動。如果一方面要求大衆不要因所謂「騎劫」而離開，卻又反過來批評對方不跟從大台就是軍閥主義不識大體，這樣好像説不過去。
互相尊重 與佔領者代表協商
而且，除了應不應該的問題，也牽涉到，如果有一定的協商程序，會不會令到學生代表的認受性更高，而有更合理化和強化領導能力呢？例如，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如果經過咨詢甚至得到大部分物資站同意的情況下，就算學生代表的方針與市民個人不一致，會同意聽從學生代表的決定的市民，也可以達到50%。甚至乎在學生代表影響力較弱的旺角，支持率也會從28%大幅提升到約43%，反對率則由39%大跌至只有23%左右。
在這裡要稍為解釋，與物資站協商只是其中一種可能的提高學生代表認受性的方法，並不代表唯一或者是最佳的方法。但同時，我們可以發現，佔領者之中，中堅分子（包括負責協調和負責搞物資站的群衆），其主見是比非中堅分子（例如只是來參與一般集會的群衆）高的。而且真正核心的持久的佔領者，也有一定的部分跟物資站聯係，因此在這裡提出得到大部分物資站代表同意為條件。以筆者理解，學生代表似乎也有相關的安排。如此安排，也算是對其他參與者的一種尊重，以避免嘗試單邊決定，號令大衆。這樣對運動的團結，以至最終達成共識，應該有正面效果。
整體來説，如果有良好的協商和互相了解的機制，數據顯示可以令不反對學生代表決定的人數達到超過八成。而且相關數字還算是保守的，因爲背後假設了學生代表的意見與參與者自己的意見不一樣。但如果學生代表重視、認真、全面地考慮群衆意見，在決策時真切考慮和尊重參與者意願，領袖和民衆的分歧應該不是理所當然，而可以更加收窄的。
視運動為團結的整體
在這裡也必須要提出一點特別的觀察。雖然我們經常想象旺角佔領區存在各種意見領袖以至派系割據，但實際上，會不會是我們過度把部分意見領袖的誇張言論，轉嫁到參與群衆上呢？
例如，有趣的是，在各個佔領區中，其實旺角最傾向認同佔領運動是一個團結的整體。比例達到74.2%，比金鐘(72.8%)和銅鑼灣(70.2%)，還要高。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我並不認爲旺角佔領區的人士會特別把自己的主見淩駕運動的整體利益考慮，而更可能是對運動方針未必有一樣的理解。
反而要注意的是，在差不多所有關乎學生代表方針的評價，都有超過30%佔領人士選擇了不肯定支持或者反對的「一半半」取態。也許，這可以解讀為民衆不會盲目支持學生決定，而是要考慮到學生代表決策是否有「民意」基礎，或者是否尊重其他參與者，而得出「合理/ 講道理」的決定。
膠着狀態更屬政府的責任
上面提到，對一個頗大比例的參與者來説，是否支持學生領袖的決定，是「一半半」的。也就是說，並不存在政府無論開出任何無理條款，學生代表都要令群衆退下來的責任。反而，政府有需要也有責任提出讓大部分示威者都能接受的解決當前政治困局的方案。
而令人擔憂的是，在參與者之中，雖然還是有大概一半的人認爲運動能夠爭取到政府作讓步或者合理回應。但同時，認爲可以透過與政府談判得到有意義共識的比率，卻低至少於20%。似乎，運動的參與者普遍認爲政府在談判中誠意不大，沒有作出足夠讓步，令參與者對談判能否達成共識失去信心。這個情況某程度上也反映在前文提到示威者在政府和學生會面之後更不願意撤去的想法上。
因此，我們之前的兩篇文章已經提到，當前的情況是，群衆明顯不打無條件散（民衆留守意願清晰 撤離不乎現實情況）去；而且，在過去不停的「無忘初衷」口號下，群衆的對2017年選舉不要中央篩選，需要真正民主化的政治訴求，是非常清晰的，並非其他花招可以耍去（解決困局？民衆暫停佔領的條件）。
政府與其質疑學生領袖到底能否代表群衆，倒不如質疑到底政府自己有沒有嘗試為市民爭取尋求一個公開、透明、理性、合理、實事求是的基礎去討論政改，爭取一個更符合公平公義的選舉框架和方法。到底學生是否能夠爭取群衆支持，除了是否有努力了解群衆意願、尊重群衆、與群衆協商之外，很大程度還視乎他們做出的決定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根本對2017政改那不公平甚至荒謬的框架進行修改的可能性寸步不讓，還可以把責任推到學生身上，厚著臉皮表示對學生不肯收貨感到失望嗎？
調查背景與方法
我是一名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在佔領運動中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從星期二（十月二十一日）凌晨起，一些義工們和我花了一個星期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對佔領行動參與者進行問卷調查，希望比較清晰地了解佔領人士的想法，供各方參考，避免因爲在各方議論或者「中間人」傳話之間誤判形勢，失落了對佔領人士情況具體的了解，阻礙各方為解決當前政治困局做出適切的決定。調查在全日不同時段在不同佔領區不同分組區域進行抽樣，由於沒有參加者名單，沒辦法進行隨機抽樣，因此訪問員會在區域内漫步，並定時找最接近的示威者做訪問，以增加調查隨機性。樣本共包括755人，其中301位是金鐘佔領者，289位是旺角佔領者，165位是銅鑼灣佔領者。
鳴謝：這個調查完全不是我的個人功勞，在此必須感謝市民的參與和義工一直持續投入的許多努力，一起進行這個艱辛的意見調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