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九十後，1989年六四屠殺當年，我當然未曾出世，沒有親眼目睹過當年的一切。而我對六四的認知，主要都是來自家人和電視台的新聞片段。在2009年之前，我覺得政治和六四都很沉悶，所以沒有出席過六四晚會和其他社運活動。直至2009年，當年是六四二十周年，是曾蔭權「煽惑」我去參與六四集會。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這經典一幕，2009年5月14日，時任特首曾蔭權出席立法會的特首答問會時，他表示：「六四事件發生了已經很多年，其間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出作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
曾蔭權當年的這番話「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引起了社會嘩然，激發起大批市民（包括我在內，當年我是一名中六學生）出席六四維園集會。當年是一個社運分水嶺，曾蔭權「成功動員」大批年輕人關心六四，在互聯網簡單搜尋幾下，就會知道六四是怎樣的一回事，任何擁有人性和良知的人，都會認為中共屠殺學生是錯誤的，什麼中國人身份認同都是其次。隨後幾年，六四維園集會的參與人數都居高不下。
除了讓六四集會人數突破新高之外，曾蔭權的言論也間接驅使年輕人繼續關心政治、投身社運，成為往後的反高鐵、反政改、反國教等運動的中堅份子。因此，2009年之後的特首和保皇黨人士都會在六四議題上冷處理，審慎發言，避免讓這面「六四照妖鏡」照到自己。
三十年過去了，為何我們仍要悼念六四，答案很簡單，因為六四事件從未得到解決，而當年屠殺人民的中共政權，正不斷逼近香港。有年輕人認為六四距離香港很遙遠，但中共對當年民運人士的打壓從未停止過，封從德來港被拒入境，當下林鄭政府強推的「送中惡法」，都反映出中共殺到埋身。
換句話說，其實「六四屠殺」與香港的距離越來越接近，雨傘運動的防暴警察也有中共軍隊的影子。香港人作為六四的見證者，有歷史責任和道德責任去說出真相，聲討屠夫政權，用燭光提醒香港人和全世界：「中共是一個殘暴的政權。」這就是悼念六四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