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香港這次政改已經醞釀了好一段時間，但自去年三月政改揭開序幕以來（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接見建制派議員，對行政長官普選提出「三個堅定不移」），[1] 對政改持不同意見的各方在具體普選方案的討論上，仍然沒有取得什麼實質進展。
2014年7月15日香港政府公布公眾諮詢報告，行政長官同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政制修改的報告，正式啟動「政制發展五步曲」。[2]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於四天後隨即展開為期30天的簽名行動，並在活動結束當天（8月17日）舉行「萬人跑步上中環」和一場規模龐大的遊行。這一連串搞得如火如荼的活動，除了宣稱已經收到逾140萬個實體票站及網上簽名外，還有8月15日錦上添花的特首在閃光燈下公開簽名支持以及政務司司長在網上簽名支持。[3]
在六月之前，沒有人預料到「佔中」可以藉「全民投票」凝聚數十萬的民意力量，這肯定是《一國兩制白皮書》和網絡黑客襲擊所始料不及的；而在八月之前，肯定也沒有人會相信，衝著「佔中」而來的「保普選反佔中」竟然可以造勢動員逾140萬的簽名。可最令人擔憂的是，自去年三月以來，香港關於政改的政治智慧和能量大多消耗在動員和造勢上。「這些數字愈大，反映社會分歧愈大、撕裂愈深，⋯⋯對政改討論，看不到有積極正面作用。」 這一年多以來的政改事態發展，說明了「只講立場、擺姿態、搞動員，不能解決問題，某一程度反而產生激化矛盾的效果。」[4]
表面上看來，建制派打了一場極為漂亮的勝仗。「反佔中」動員氣勢如虹，建制派大可挾「民意」企硬，在政改方案上寸步不讓。但事實並不如此簡單。無論「佔中」或「反佔中」的簽名有多少水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各自代表著至少數十萬個民意，當中更有不少人願意在必要時刻不惜代價將抗爭行動升級。
數十萬民意所代表的政治祈求和心聲當然不會僅僅因為有更多不同的民意、甚至相反的民意就消失。如果沒有適當的渠道抒發，數十萬的民意很有可能轉化為一股強大的民怨，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個計時炸彈。換句話說，弔詭的是，「反佔中」愈成功，「佔中」就愈無法避免。
民主社會應該有不同的聲音和價值取向，這不僅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更是令人羨慕和讚嘆的寶貴資源。「鐵磨鐵，磨出刃來」。（«箴言» 27: 17）民主社會的創意，往往體現為願意虛心傾聽不同聲音和真誠尊重不同價值取向，從而激發出嶄新的意念，並發現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互相矛盾、非此即彼（either or）的抉擇，原來在深層次上仍可以共融並存、兼容並蓄（both and）。
政改的真正關注和討論應該在普選方案上。「反佔中」即便鋪天蓋地，對於縮窄政改分歧，凝聚普選最大共識有何裨益呢？不幸的是，社會這一年半來卻一直把焦點放在不應該發生、沒有人想要發生的「佔中」上，對普選方案反而避而不談。可是，如果避而不談普選方案，政改又如何可以達致共識？最終豈不是在肆意催生「佔中」嗎？如果「佔中」不幸成為事實，政改的所有持份者都是輸家！
其實，面對「佔中」最好的回應就是真誠對話，認真商討普選方案，千萬別讓「佔中」騎劫了普選！
註釋：
[1] 「三個堅定不移」即：一、中央政府落實2017年普選的立場；二、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三、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連結）
[2]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釋法（2004年）確定了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亦稱「政制發展五步曲」，即，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請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作出決定；二、人大常委會就政制修改需要確定框架（依《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區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三、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政制修改議案， 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政制議案；五、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通過或備案（連結）。
[3] 已經簽署「反佔中」的問責官員包括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及若干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人。
[4] 〈山重水複仍無路 荊棘滿途阻普選〉，«明報»社評，2014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