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全國人大將決定香港特首普選框架，佔中行動也將一觸即發。建制派議員與民間團體，一面替中央政府的「愛國愛港」建立正當性，另一面以香港社會穩定為由打壓抹黑佔中，近日代表作便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與反佔中連署。但是，當雙方爭論不斷圍繞在普選方案「真假」的法律細節、佔中手段係「暴力非暴力」與否、「佔中反佔中」立場等問題打轉，其目的與效果就是模糊這些爭議背後的關鍵問題：究竟香港的政治希望走向怎麼樣的民主？其基礎又是什麼？所以，如朱凱迪〈佔中之後〉一文呼籲，佔中之後香港民主運動不是繼續與北京政府的圈套糾纏，反而應要「發展更深化的本土民主論述」。不過，發展更深化的香港本土民主論述的基礎與方向為何？

「核心價值」（或曰普世價值）的自由法治民主等耳熟能詳，是過去香港民主與社會運動常常用來做為自身信念，並突出中共的專制威權。但是，隨著中央政府對港政治介入越來越多、中港經濟與社會越來越緊密融合、以及全球新自由主義下擴大的階級矛盾與保守右派文化擴張，「核心價值」似乎越來越不足以面對現下各種矛盾。更甚者，當建制派的論述開始操作自由（反佔中者的自由）與法治語言，來恣意詮釋基本法並替佔中直接冠上破壞香港法治的大帽子，同時行動上展開反智的言語攻擊，催化民粹，「核心價值」越來越像是個空洞的能指，反被不斷挪用。那麼，香港的民主運動，究竟有無能深化民主論述、並貼近前述各種矛盾的另類本土論述資源呢？或許剛剛獲選為2014年香港年度書展作家董啟章的感想文，以及近期訪問台灣、印度著名的破殖民（post-colonial）政治心理學家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的著作，能提供一些文化面向的思考。

從董啟章「必要的沉默」到阿席斯南地「破殖民」思考

在〈必要的沉默〉一文中，董啟章視「沉默」與文學為保存理性空間、抵抗政治權力鬥爭的力量。一方面，他同樣地提醒，現實政治亟欲表態的氛圍，可能只是不斷將自身所欲追求的民主反推向死胡同。隨著香港普選政改的爭議，董啟章。他觀察到，當「發聲」成為絕對的正面詞，體現在以「問誰未發聲？」的流行，代表著政治覺醒與面對不義政權的抗拒；相對地，「沉默」則暗示多數大眾尚未覺醒，甚至代表著默許與屈服於不義政權的過錯。他反思並批評此類「發聲VS.沉默」的狹隘政治對立，其實是簡單的正邪對決，將語言工具化甚至濫用，往往也扭曲了現實與錯判形式，最終「逐漸在毁滅『以理服人』的文明條件，退入『以力服人』的蠻荒世界。接續下來的將會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而各方都要對這樣的發展負上責任。」

對此，他視「必要的沉默」與文學作為介入當前政治（或者保持一定批判距離、保衛理性空間）的另類出路。他指出，「沉默」其實也有不同意義與抵抗性，例如「大江健三郎的阿吉大哥、塔可夫斯基的亞歷山大，甚至是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也沒有進行世俗意義的抗爭，而是以終極的沉默（死亡或瘋狂）為表現形式，不但發出吼叫式的強音，還促成了語言的重現、意義的再生。」他進一步認為，文學的意義便在於行動與沉默之間，抵抗著「語言疆域的消失」，亦即從文化政治的意義上，文學擔負著可能打破現實敵我對立，成為另一種有力的抗詰。

不過，除了期許透過「必要的沉默」與文學發揮保衛理性（reason）空間的作用，該文中並未探討，我們如何進一步尋求能夠撐起或建立「必要的沉默」的文化資源？因《貼身的損友》（2012）與《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2014a）兩本著作中文譯本出版，印度破殖民（post-colonial）政治心理學者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近期訪台進行三場講座（2014亞洲現代思想計畫年度講座—Ashis Nandy），也提供一些參考。南地這兩本著作，藉著閱讀甘地非暴力抗爭的意涵與泰戈爾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分析印度建國的政治心理，進而反思印度國族主義重複殖民者現代性邏輯的暴力，並試圖提出被殖民者如何在心理文化尋找破殖民的另翼資源。

南地點出，西方現代性發展與殖民統治的文明價值，係以強調相互競爭取得勝利的雄邁（hyper masculinity）為價值，而印度的政治菁英或興都（hindu）基本教義派，無論是強調印度現代化或復興婆羅門文化作為抵抗西方殖民與價值，只是殖民者雄性勝負邏輯的派生。他批評，這套邏輯正是是民族主義暴力的基礎，而印度脫離殖民建國之後的印巴分裂、興都教與回教徒之間的衝突，正是不斷地複製了雄邁邏輯的暴力。但是，他也指出，甘地的非暴力文化意義與泰戈爾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卻繼承了另一套被現代性雄邁所壓抑、根植於日常文化的文明價值，即對照雄邁下看似弱化、幼兒化、女性化的特質，卻有著雌雄同體般的力量超越著民族主義的暴力、抵抗著殖民者的心靈壓迫、維持著自身的另類主體。所以，此意義下的「非暴力」大規模群眾抗爭，不僅僅只是對抗殖民者的抗爭，也是打破印度既有的菁英領導的社會結構，同時延續印度的另類傳統資源，尋求心理上破殖民的解放。

前述南地研究印度的參考意義直指，另類的文化資源往往來自於弱者、被現實政治敵我對立所排斥不欲的主體。因此，他更重視將抵抗與改變的基礎坐落在各種群眾的日常文化實踐積累。因此，在題為〈記憶之工〉（Memory Work）的訪台演講中 ，南地特別強調例如詩歌音樂、手工藝等非正式官方形式所留下來的「日常生活非英雄的節奏」。他認為，這些小文化能帶來改變創造性與可能性，以其獨立與特異，抗拒被抹除，留下了在高度理性啟蒙現代化下往往被忽略、忽視的另類文明資源。

「發展更深化的本土民主論述」

那麼，董啟章與阿席斯南地的思考替「發展更深化的本土民主論述」提供什麼樣的參考？現下香港普選佔中的政改之爭，往往是即刻立場表態與建立敵我對立戰線，然而也因為隨著正反邏輯框架打轉，耗盡了抵抗的力量。上述二者思想，皆點出了一條不要按照既定框架玩、以退為進的方法，南地的思想更將這方法坐落在日常各種小文化實踐的累積。

其實，在「高度自治」、「落實普選」等香港主流政治議程之外，也有主流政治框架外的玩法。例如，幾場土地保衛運動（包括現在正在進行的新界東北規劃案、公屋問題等）、甚至是一開始本來甚少人關注的教育問題（國民教育教科書）等。有些本來只關乎日常生活的運動，藉著各種文化活動，不斷累積運動的政治能量，指出了香港政治問題與民主缺失，同時也提出不同的民主想像，例如回歸人與土地及社區的關係、強調公民教育的意義。

從這角度來看，所謂「發展更深化的本土民主論述」的基礎與方向，也就不是期待專家學者預先替群眾擘劃出總體藍圖，也不是靠政府議員在形式上建立制度（包括普選制度），反而來自香港群眾各大小、甚至甚少受到關注的社會文化實踐與辯論。所以，深化在於實踐與運動組織中，本土也不是個僵化的族群身分認同，而是各種不願被抹除的日常文化如何抵抗霸權的姿態，最後民主論述發展，則是這過程累積的總和。那麼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我們如何從香港各種日常文化實踐、運動抗爭、乃至大規模的群眾活動與遊行中，提煉出香港本土民主運動論述？

例如，如何延續並深化一年多來佔中發起行動中的各種商討、全民公投、遊行行動、乃至之後佔中的經驗，並藉此促進更大規模的政治覺醒與審議民主的空間？最近學生可能發起大罷課，那麼罷課的空間可否成為認識香港學生運動與爭取民主的歷史、以及發起民主辯論與教育？又例如，既存的社會運動與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細節的抗爭，從工運、抵抗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另類土地生活與文化活動、全民退保的全民照護、在港少數族裔與難民運動如何在非常漢人中心的社會生存、性工作與性小眾如何去污名等，如何可以成為民主的「核心價值」？我想，佔中最大的契機是打開民眾對政治的關注與覺醒，甚至打開政治差異的辯論，那麼必要之工就是如何讓每個人返回自身，思考如何在日常民間實踐民主，並將自身民主的實踐組織串聯起來，從中深化出本土的民主論述。

參考資料：
朱凱迪，2014/07/19，〈佔中之後〉，《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20140719f，2014/07/20瀏覽。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著，丘延亮譯，2012，《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唐山發行。
——，戰艷譯、吳曉黎校，2014a，《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董啟章，2014/07/17，〈必要的沉默 ──香港書展2014年度作家董啟章感言〉，《明報》世紀版，http://www.pentoy.hk/文化/t123/2014/07/17/必要的沉默-──香港書展2014年度作家董啟章感言/，2014/0720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