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將至，有很多學生會領袖挑支聯會的機，惹來不少批評。這些學生領袖，從雨傘運動走過來，很關心政治，很有對抗強權的意識和熱情。他們當得上大學生，思辨能力理應也不弱，但面對質疑，他們訴諸受壓迫者的情感居多，以理服人的批判力，反而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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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鄙夷支聯會，也鄙夷悼念六四的行為。這實在有點奇怪。在一個進步社會，哀憐苦主或悼念遇難者的行為，絕少受人怪責和詆譭。同理心是大家看重的價值。所以，今年出現集體踐踏六四悼念活動的聲音，這個現象很不尋常，我覺得有必要探討一下。
否定身份認同，也不應否定他人對生命價值和個人尊嚴的重視
否定悼念六四的意義，其實在否定悼念者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經過八三一後，不少年輕人對中共橫蠻無理、完全不尊重港人意願的行為深痛惡絕，產生一種和中國切斷任何關係的強烈心理訴求。他們深深覺得，香港和中國是兩個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開始用「他國」來形容中國。中國人的苦難是別國的事，與香港無關，偏偏支聯會乃非建制派內愛國者的代表，六四燭光晚會經年累月高呼血濃於水，堅決和受打壓的中國同胞站在一起，對抗暴政。
對於尋求獨立自主的人，支聯會的作為，是強加愛國情感於其身上。他們相信，一天不切斷這種香港人和中國的情感連繫，一天也無法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窒礙對抗力量結聚。矛頭無法一致向外，將更難擺脫中共的魔掌。
在這種決絕地與中國切割的心理驅使下，坊間出現很多攻擊支聯會的過火言論。認同支聯會的人，或有參加燭光晚會的群眾，他們那種念念不忘的情感和向中國政府鍥而不捨的道德控訴，同樣遭否定。很多人參加晚會，是出於對生命價值和個人尊嚴的重視，但一旦晚會被視為和國族身分扯上關係，這樣的道德情感，對那些希望決絕地與中國切割的人來講，馬上就變得次要。
過去的香港，是不會沈溺於族群政治和批鬥風潮
於是，為了和中國決絕地切割，詆譭別人的說話，上綱上線的指摘，亂扣帽子的伎倆都不是問題，在互聯上隨處可見。為了使香港擺脫中國，他們連基本道義問題，也隨時可以放棄，是非黑白取決於立場和身分身世。在這樣的氣氛之下，理性討論越來越艱難，越來越吃力，這才是我最感憂慮的地方。我彷彿身處於一個陌生的地方，過住的香港，是不會沈溺於族群政治和批鬥風潮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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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憎惡極權的中共，但很多人受其長期壓迫，不知不覺間，變得和對方面目相似。我不是要怪責他們。這些人熱愛香港，他們見所有爭取民主的手段皆無效，便將精神上的出路置於爭取獨立自主的未來。全面破舊立新，無可避免，只是這樣做，必須夠決絕，事事推向極端，製造敵我矛盾和尖銳對立，激發促進改朝換代的力量。
別再植入和中國憤青一樣的鬥爭思維
中共五毛的思維正是出於同一套政治鬥爭邏輯，只是中共用於轉移人民視線，將不滿政權之火導向針對外敵。爭取完全擺脫中共的人，在推動他們的政治議程時，用上同一套邏輯，於是弔詭地植入和中國憤青一樣的鬥爭思維，做著相同的事，縱然目標是挑戰而非維護政權。
香港人過去最引以自豪者，就是不會像中國憤青那樣甚麼事都搬民族矛盾出來。香港人自問文明進步，最抗拒別人被政治激情衝昏頭腦，以致對事實的判斷時有偏差及扭曲。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要追求和前輩不一樣的理想，這些年輕的大學生，便要連香港人的自我形象與期許都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新。當下最有政治能量的群體，都全情投入這場鬥爭中，在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思想和心理狀態下，任何不中聽的話，就算再有道理，亦不會聽得入耳。講道理，在這年頭，特別吃力不討好。
可是，拋棄掉理性與道理，把自己變成敵人的鏡像，用政治鬥爭的邏輯把前輩的理想破壞踐踏，這樣真的令香港的抗爭形勢有所改進嗎？
早前《大學線》的調查就發現，九成大學生不願意為爭取民主而犧牲前途，這反映網上聲勢雖強大，但付諸武力抗爭者的人數相當有限。於是，爭取獨立自主的政治鬥爭，對付非建制陣營的「自己人」遊刃有餘，面對有國家機器為後盾的管治集團時，卻可能無法兌現勇武抗爭的承諾。到頭來只是把支聯會這些中共的眼中釘打殘，卻無法對執政集團構成真正威脅。
事情是否會這樣，還有變數，但在公民社會中，結果真理似乎越辯越難明。我沒有方法令情況在可見的將來有明顯改善。這是香港人的共業。但我相信，以講道理的方式和自己意見不合者討論下去是必要的。假如我們不堅持，不再相信理性的力量，那麼，香港的核心價值將逐步瓦解，這又豈是香港人之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