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冬天，第一個在大學校園的長假期，宿舍的時事組師兄介紹了一齣叫做「河殤」的紀錄片，表達了對中國未來發展很有見地的看法。只可惜當時香港的大學生大多聽不懂國語(我們還是說「國語」多於「普通話」)，於是大家買了「河殤」的講稿書，土炮地邊播放影片，同步配上廣東話的錄音，然後在宿舍播放，至於終於有多少人來看，已不記得了。記得的，反而是影片當中好幾個名字：蘇曉康、嚴家祺、王軍濤…
八九年的夏天，似乎是熱得特別早，不過四月，已悶得夜裏睡不著，那是大學宿舍尚未有冷氣的年代，人人坐在宿舍大廳看電視吹風扇也吹水。
一天，新聞說胡耀邦死了。然後，許多北京學生湧到天安門廣場。這就成為了晚上「乘涼」的話題之一，認識中國較深的朋友說：像七六年的四五。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喪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堂外的天安門廣場已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學生不得其門而入，進而脆求請願的畫面令人動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的社論，翌日，學生會就發起了到灣仔新華社的示威，還集體滴血寫了血書抗議，那是自己首次親身參與了支持北京學生的活動，不過，回來的感覺就像是一次「課外活動」。
及後，有宿舍的朋友親赴廣州參與學生的遊行，回來在宿舍作了分享，是這麼近那麼遠的經歷。那時候自己會想：很羨慕朋友的熱情與勇氣，自己還不過是個旁觀者吧。
五月四日，十多萬大學生從北京各大校園出發，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是四月十五日胡邦耀逝世觸發學運以來，最大型的示威遊行。而香港則由學聯舉行五四大遊行以相呼應，這相信是香港學界舉辦第一個支持北京學生的大遊行。自己作者舍堂宿生會的幹事，負起了動員同學的責任，也就第一次拿著橫額往街上走，第一次高叫口號，原來是這樣的：很有獨立自主的感覺！當日從中環走到銅鑼灣維園，記得到達維園時草坪已擠滿了人，講台在看不清的遠方，只能勉強聽到好像是岑建勳在發言：想不到在螢幕上的笑匠原來是熱心政治的。第一次參與了遊行示威。
五月十三日北京二千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無限期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學生撰寫的絕食宣言，觸動人心；傳媒的鎂光燈聚焦在人數日增的天安門廣場，香港人每天從電視新聞及特備節目中，緊貼著北京的最新發展，為遠方的絕食學生著緊：相信當日每個香港人，都還記得天安門廣場救護車哀鳴四起，虛弱的絕食學生推著點滴包送院的畫面，我們都記掛著已經絕食絕水好幾天的學生的健康。香港人對北京學生的深切同情與密切關注，是始於學生絕食之時。
五月十八日，電視直播了總理李鵬與絕食學生的會面，大家親眼看到了李鵬的氣焰與困窘，也看到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的氣慨，與及王丹的穩重，於是，香港人的支持都更倒向了學生的一邊。這也是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全城一體的歸屬感。
然後是五月十九日晚，李鵬宣佈戒嚴令，香港大學學生凌晨從校園出發，在三號風球下冒著大雨遊行到新華社，示威過後從灣仔乘紅van回西環，司機看我們手拿橫額混身濕透的樣子，只說了聲支持北京學生，就沒收我們車費讓我們下車了。香港原來可以是這樣的！早上回到校園已是八號風球高懸，但各社會團體仍號召維園集會，於是，薄扶林道出現了長長的私家車車龍：八號風球下公共交通停駛，半山區的有車人士，聲應電台呼籲到大學去接載大學生到維園集會。還記得我坐上的車，駕車的是一位斯文的男士，前座是一位挺著大肚子的女士，男士告訴我們因留下懷孕的妻子在家不放心，於是就帶著她一起來接載我們，還說未能親身參與，請我們繼續努力。
大家同是香港人的感覺，第一次如此的強烈。
反而往後的百萬人大遊行，已是心志已決，化為實踐的行動：既然狂風暴雨的黑夜都走過，風和日麗的日子怎能回頭？當然，兩次的百萬人大遊行，是許多香港人參與遊行示威的啟蒙：面對不滿，捍衛正義，至少我能走出來，就像八九年的那一次……
只是想不到更黑暗的日子卻在後頭。
六四屠城，是香港人何去何從的分水嶺。有人離開香港移民他鄉，有人不談政事專心賺錢，當然更有人倒向極權見風駛舵，但也有人受北京學生的犧牲而觸動，嘗試延續北京學生未完的故事。
不過，在公義和良知受到挑戰甚或踐踏的關頭，不少人還是會走上街頭，做一點點事。
因為我們心底裏，還記得曾經與自己同齡，但已逝去的北京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