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發生當兒，正值我考完會考等放榜之時，那年我十七歲，去了水上活動中心學玩風帆。透過中心的電視看到京城百姓用單車載着滿身血污不知是生是死的人東奔西走，我不懂反應。
過了十七年後，我才首次踏足維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最初也不是年年參與。但記得買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的《生者與死者》，她獨生兒子死時還是個高中生，看她訴說每當遇到兒子的同齢人，心中百般滋味，才意識到自己正是那些同齡人。
被屠殺的有多少像我般懵懂入世未深，正應去參加暑期活動的學生？他們卻無情地死於國家政權的槍下。我也是百般滋味。
合理化是個萬惡的詞彙，中共政權當年用動亂的定性，試圖將濫殺無辜合理化，及後隨時日過去，已偷偷摸摸的將事件淡化為一場風波了。多年後的今天，仍聽到不知就裡的人，沒證據卻說六四有外國勢力界入，學生們被利用云云，苦口婆心的宣之於口，實又一樁將殺人合理化的意圖，令人心寒。
死去的人太善良無辜，死難者家屬從此連年受盡無耻政權的監視滋擾。因着同理心，我每年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祈願難屬有天能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也希望他們當看到維園那萬千燭火的圖畫時，得着一點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