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謝詠芯
雨傘運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 前奏：2013年3月三子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起，到2014年922罷課；
2. 高潮：從926到10月中旺角攻防戰；
3. 低潮：從10月21號學聯與政府對話到清場。
雨傘運動這個劇，最初好像任何戲劇一樣，有劇本，有導演，有演員。然而，戲幕剛升起，演員造反，隨心所欲地演戲。戲院老闆急招警察進場彈壓，卻惹起觀眾不滿，與演員聯合，轟走警察，成立人民劇院，自行演出。但彼此無法就劇本達成一致意見，七嘴八舌，無意中反成了觀眾與演員合演的即興劇，比正規劇更好看。一場大戲，六大主角，人人臨時爆肚，你方唱罷我登場，高潮迭起。但中場開始，大家江郎才盡，無戲可演，戲劇衝突不再，而演員和觀眾都累死了。場外的警察，此時再聞聲闖入，趕走所有人，大戲方幽幽落幕。
前奏
1. 佔中三子
雖然2012年起，中央對港政策更趨強硬，同時本地的政治版圖，早已因為新一代的冒頭而開始改變，但主流泛民處驚不變，仍然拿著幾十年前的老殘劇本，幻想可以同中央妥協，換取自己入閘，所以既不堅定爭取真普選之心，更不訴諸群眾動員，而是繼續騎牆。本來，戴耀廷也是泛民一分子。但現在連戴也按奈不住了，於是組成佔中三子，振臂一呼，號召佔領中環，突破泛民三十年的和理非窠臼 – 這非有點勇氣不能為之。沒有三子，是否有雨傘運動，值得懷疑。但戴耀廷不只面對主流泛民的牽制。一些社運人士，一開始也並不積極響應，或以「我地不時都佔領街道啦」回應之，或因為不信任三子那種限制多多的佔中計劃而觀望。這些反應沒有考慮到，連戴這類法律學者，也出來號召公民抗命，多少代表政治板塊開始移動。同時，一旦群眾發動了，是完全有可能超越領導者本人所設定界限。
三子的劇本，的確只想拿一場低風險、表面激進的行動，拉泛民下水，向中共施壓，並不一定真搞佔中。遂從2013年開始，一輪又一輪的商討，投票之後又投票，務求參與商討者，被培訓到完全支持真普聯的三軌方案 – 這個妥協主義方案，雖有公民提名，但又接受那不民主的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三子又聲明，佔中以中老年人為對象，不想太年輕者參加。然後，不顧民間團體抱怨，三子及其秘書處實際上指揮一切，而少有民主討論。這一切的安排，都是為防失控。
另一方面，學聯、學民、保自聯等12個學生及民間團體，針對真普聯之調和主義方案，發起了《公民提名必不可少》聯席造勢。同時，雙學提出一個比真普聯方案遠為民主的方案。泛民想不到，14年5月的佔中商討者，超過七成人票投學界方案及人力方案，而真普聯方案，只有18%支持率。
按照原定設計，佔中商討者選出入圍方案後，秘書處再於6月22日舉行民間公投。此時，主流泛民節外生枝，橫加一條「不符國際標準的政府方案，立法會應否決」，好讓自己日後自由詮釋，自由投票。主流泛民此舉，令學生及民間團體不滿。但撇除這些小動作，由戴耀廷所開創的新希望，引出78萬人投票，鼓舞了市民。所以，儘管622公投中，真普聯方案取得多數票，多少提振主流泛民的精神，但業已鼓動起來的群眾性民主熱潮，才是主菜。
戴不知道，即使他已多重保險，又不斷拖延佔中，他已經打開了潘朵麗的盒子，新一代已經蓄機待發。
2. 學生與學聯
622民間公投十分成功，自應全力佔中，但三子的劇本，越來越像齋講不做的公關騷。已經受到鼓舞的學生，終於在7月2日凌晨，越過三子，預演佔中。
戴耀廷事前一天，尚宣布不參與，也不號召市民參加。如此，戴就讓運動主導權，無可挽回地從指縫溜走了。而72預演佔中的巨大成功，鼓舞了本來不算激進的學生，再佔先機，成功發動922罷課。
本來，香港大學生是保守的。1970年代，有人稱為火紅年代，但那時香港大學生，沒有罷過一次課。當時香港大學教育完全是精英教育，出路也不愁。所以，當時不少社會運動，主力並非學生，而是在職或剛畢業的無業青年。一直到1980到1990年代，大學生的三仔主義（屋仔、車仔、老婆仔 – 蠻性別歧視的順口溜），做到不難。
轉折點在97-98的亞洲經濟危機。香港經濟早已晉升為發達地區，但財閥資本主義的壟斷更嚴重了，青年的上流機會是縮小而非擴大了。但學運並無振興。學生會選舉經常缺莊。學聯基本上跟隨主流泛民，獨立政見不多。2003年底，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宣布罷課抗議政府削減經費，但時任教育局局長的李國章鼓如簧之舌，以幾句空言，就說服學生取消罷課。
要再過幾年，學生/青年才逐漸覺醒。2005年的反世貿行動週，韓農的激烈抗爭，為本港部分青年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開始，中經社民連的成立，2007年的保衛皇后碼頭，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2012年反國教，本地學生/青年政治化苗頭出現了。不過上街的人數也不過二三千。13年7月3日明報對七一遊行人士，就受訪者會否參與佔中，作出調查。調查並不顯示青年人會大批參加佔中，反而是年紀越大越打算參與，而50歲以上者最多。
有意參加佔中：
18歲以下：29%
18-29：23.6%
30-39：34.7%
40-49：38.2%
50以上：52.6%
然而，雨傘運動結果卻是青年為主。兩位學者10月下旬的調查顯示， 61%佔領者是29歲以下，與一年前的估計剛好相反。[1]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於長達一年的佔中鼓動，為沉悶局面帶來激動。可以說，戴耀廷一時之勇，客觀上做了兩代民運的交棒者，雖然他本人沒有想到。
促成香港雨傘地震的，是兩個板塊的移動。一個是新一代民主意識的發展。1970那一代知識青年（即後來的主流泛民），基本上未擺脫上一輩的難民心理，即只求安身立命，社會期望不高，遑論政治期望。最多,就是難民升級為移民 – 大不了我就走。這種心態決定了他們的軟弱性，所以之前從不反殖，之後，一聽到中共念起「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緊箍咒就下跪，從不過問兩國「宗主國」的憲政安排。雖然如此，在其他因素配合下，主流泛民多少推進本地自由化。從1980到1990年代末，香港人從未享有如此開放自由的空氣。青少年在這個環境下長大，比諸其父母輩，少了威權主義人格，多了民主及「公民」意識，開始擺脫難民-移民心理，以香港為家。於是不僅有反高鐵運動，幾年後，又有了雨傘民運。學生從太陽花運動得到靈感，將其「自己國家自己救」口號，改造為「自己政府自己揀」，一下子把泛民的老餅守舊比下去。學聯更喊出「命運自主」，要求做香港的主人，聲言不應受制於基本法。這是時代的大超越。在手段上也有突破；雖然雨傘運動基本上非暴力，卻不只使用了公民抗命，而且是抗命中的加強版。
兩代之間的民主意識，有繼承一面，但在身份認同上，兩代之間有極大反差。五十後那一代，不會覺得不是中國人，只是並不以此自豪；相反，乃覺尷尬屈辱。他們感到同時被共產黨和國民黨拋棄，被丟給那個從未平等待我的殖民地政府，所以有「無根的一代」之嘆。無怪乎唐君毅「花果飄零」的悲涼，得到共鳴。但難堪的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八九十後呢，越來越多乾脆自認香港人了；部分甚至拒絕中國人身份。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現在不只不可愛，甚至有些醜陋了。四十年前，學聯是非常支持中共的，今天卻變成反對中共。無他，逼上梁山。
另一個移動中的板塊，是財閥資本主義的衰變，阻斷了青年一代的出路。學生的思想開始改變。近幾年來，五一遊行開始出現學生隊伍，是以前所無。現在不少學生都知道，他們將來是做打工族而不是創業。而學聯中人也變得更關心下層民生和勞工權益，經常支持民生福利運動。922罷課，周永康的發言就很強調克服貧富懸殊。相比之下，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領袖，有更明顯的小資味；《318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強調，「我們相信，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的創業天堂。」[2]
學聯的922-926罷課取得成功，不想就此收手，才有926重奪公民廣場那勇敢的一躍。但學生們準備好佔領嗎？沒有。928凌晨，大批學生不滿三子宣布佔中而離場。不少人其實只準備罷課，並無準備佔領或者被捕。這個事件，也暴露了學聯與學生之間的區隔。當時學聯是支持三子這個宣布的，雖然方式和用語有所保留。所以學生離場，對學聯也多少投了不信任票。追本溯源，即使在學聯風頭最盛之時，大學生與學聯之間的關係，仍然不那麼牢固。整個雨傘運動，積極參與學聯工作的學生只有三十幾人。上述一切，多少預告了日後退聯運動中，學聯的尷尬處境。
學民思潮
但在大學生/學聯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中學生更早就練兵參與社運。那就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其所催生的學民思潮。這標誌年青一代，比以前更為早熟。1971年，學聯在保釣運動高潮，曾經成立中學生組，但並無獨立作用。近年來，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中學生大量參加行動，也很常見。不過，像香港的學民思潮那樣，在運動中起獨立作用，也很少見。
學民思潮作為926重奪公民廣場的發動者，在雨傘居功不少。在雨傘前奏，整個9月，學民思潮頂住反佔中陣營的壓力，鼓動中學生在校內組織起來。9月10日，學民宣布全港共有88間中學學生，在校內成立「政改關注組」，推動罷課。經過一輪的熱身，926上午，學民思潮號召罷課，並在政府總部集會，來自一百間中學的1500名中學生參加。但學民思潮成員畢竟比較年少，在政治上沒有如學聯那樣有創新力，對於香港人的政治想像，暫無獨立見解。它的作用，主要是行動上的先鋒。
3. 中間偏右的主流泛民
831決定把泛民也拒之門外，把他們不情不願地逼上梁山。但是它雖然表面上支持雨傘，卻無甚作為。主流泛民如果在雨傘中有起作用，主要不是促進，而是促退 – 不斷敦促雙學提早退場。至於佔中三子、雙學、泛民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台，或由於分歧，或無力提供出路，所以根本沒有發揮領導作用。三子抱怨雙學未經諮詢就行動，反過來，雙學則抱怨三子只懂叫他們退場。三子更不如司徒華，不敢像他在八九民運中，成立自由加入的大聯盟（支聯會），而是自覺地反對。他們只想搞一個近親繁殖的平台。當時只有社民連主張成立廣泛的大聯盟，不過無人贊助。三子及主流泛民既想影響運動，又不想帶頭集結力量，豈不自敗？不過，公平點講，他們在物流及後援安排上，還是起過作用，不可不記。
中共喉舌在雨傘期間不斷攻擊運動受外國指使；根據就是主流泛民一直與英美政府關係密切，或者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資助。[3]問題是雨傘運動根本不是三子或泛民領導的,不論主流泛民與英美有何關係，他們最多只是參加者，而且是不敢張揚的參加者，所以其親美態度，對雨傘運動無有影響。[4]中共之指責，不過珠連而已。
主流泛民以三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席，而在一場大運動中，居然如此缺乏自信，如此碌碌無能，追本溯源，乃因主流泛民的中間偏右路線，既脫離青年一代，也日益失去普羅市民的支持。
排外右派在雨傘運動中，不斷攻擊所有泛民「爭普選30年都不成功」。這表面上合乎事實，實為淺薄之成敗論英雄，它沒有回答基本問題：究竟泛民之失敗，是敗於路線錯誤，還是敗於敵我懸殊/形勢不好？還是兩者兼有？所謂「時來天地似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最好的路線，如果沒有形勢配合，仍然不會成功。反之，若路線本來就錯，即使僥倖成功，亦難成典範，對運動無有教益。
主流泛民在策略上精明，但戰略全錯。他們相信甚麼「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為此要忘記主權在民，是以之前不敢反殖，之後不敢在憲政層面上向中共爭取自主權，不挑戰基本法內的低度自治，只敢在鳥籠之內求普選。甚至求普選，也蓮花碎步，「循序漸進」，九七前一直只敢提出爭取一半直選[5]。結果是20年後我們還沒有普選。更甚者，只求自己安穩，所以擁抱50年不變的條款，根本不去為下一代爭取起碼保障。
舊民運又相信資本主義只會帶來中產化；中產崛起，又必成為民主旗手，有能力「平衡統治階級與普羅大眾之間的矛盾」，皆大歡喜。這種居中斡旋思維，就注定他們把民運，限制在決不損及中港財閥的範圍內，也決定了，他們不是爭取真正普世民主，而是只求自己入閘。此所以主流泛民從來害怕發動普羅大眾。
兩大論述證明為錯。中共越益無法忍受香港人的相對自由，非毀之不可；資本主義不只沒有中產化，反而是兩極化；所謂中產階級也沒有成為民主先鋒。這條路線早無說服力，它無法左右雨傘，亦屬必然。
是不是客觀形勢不利，也制約了主流泛民呢？香港的確先天不足，居民普遍政治冷感（詳下）。問題是，泛民的妥協、包辦路線，加強了群眾的無能感，而不是克服之。
不過，主流泛民論述上破產，只表示它無力控制群眾運動，與其選舉能量，無必然關係。畢竟，社會運動和議會選舉，是兩種很不相同的邏輯。中間偏右路線，必有自稱中產者相信；更重要是，這條路線得到傳媒大亨黎智英的積極支持。沒有蘋果日報的幫助，民主派更難在宣傳上與建制派抗衡。但有了蘋果日報，它也左右了民運方向，一面為中間偏右路線保駕護航，另一面把要求均富的中間偏左翼路線邊沿化。所以，在雨傘運動，即使學生和民間團體都有意願，把普選與民生議題連結起來，然而一直無果，究其原因，民間團體主觀上過於和稀泥固為事實，但主流泛民及黎智英均不會配合，無疑也是原因。
高潮
4. 當群眾踏入政治舞台
926雙學重奪公民廣場，學生領袖因此被捕，引發幾萬市民自發在927趕赴金鐘聲援。但928凌晨，大批學生一聽到三子宣布佔中，竟然不是支持，而是大批離開。當時形勢，無論離場學生主觀上多合理，客觀上削弱了運動，幾乎令雨傘難產。長毛跪求群眾留下，而學聯同學整晚也費盡唇舌，至少穩住了其他群眾。更重要是，第二天十幾萬普通市民上街，才又把撤退的學生，帶回街上，佔領了四區街道。此時，運動超越了學生的範圍，而演變為中下層市民的運動。換句話，雨傘運動之所以可能，是學生和市民互動互補的結果。
同時，學生的先驅作用，現在便為普通市民取代。甚至當大家在街頭接到學聯短訊，以警方將開槍為理由，請求群眾撤退，大家都沒有聽從，而是抗爭到底，直至完全佔領金鐘為止。從這點來看，雨傘運動是群眾創造歷史的又一個典範。無數推動歷史前進的大運動，都是自發性的結果，而不是帝王將相和聰明人計劃好的。而一貫政治冷感的港人，這次居然也創造了歷史。
事後，有人指責學聯928當晚呼籲撤退。其實這無可指責。在當時當地，學聯呼籲撤離，而群眾沒有聽從，其實兩方面都沒有錯。策略之為策略，在於它並無絕對性可言，關鍵是在電光火石的決策之後，不論後果利弊，都能夠堅持立場，而且承擔後果，與群眾一起繼續戰鬥。以此比照，雙學是合格的，絕非騎牆派可比。
這時候的佔領，不只遠超三子的想像，連雙學也超過了。甚至，在世界上也少有，因為多數有名的長期佔領，都是佔領廣場而非主要街道。2011年佔領華爾街，佔領的不過是一個小小公園（Zuccotti Park），不比皇后像廣場大。西班牙的佔領，「我們憤怒了」（Indignados），規模比佔領華爾街大得多，街頭衝突也多，但也主要是佔領廣場。香港則不只佔領了四個（很快減為三）購物區街道，而且超過兩個月。這樣的佔領，雖無癱瘓中環，卻大大羞辱特區政府。尤其對警察。當金鐘佔領分子截查警方車輛，確保沒有槍械子彈之後，方予放行，此時警隊高層一定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在佔領之餘，罷課繼續。929八間大專院校有一萬人舉辦罷課集會。在學民思潮號召下，當天也有50間中學共五千中學生罷課。[6]簡言之，雨傘運動，是雙學的自覺帶頭作用，與十幾萬群眾的自發鬥爭，兩者互動的結果，並非純任自發。其次，學聯也頂住來自三子的壓力，三子不斷催促學聯想方法撤退，但學聯中人卻相反，思量如何把運動升級。
同時，職工盟號召罷工。但這個消息，被10月頭一個星期，藍絲帶在旺角到處攻擊佔領者的消息掩蓋了。中共籌備了二十年的劇本開演了。黑社會演員落力演出一幕幕暴力戲。不過佔領群眾英勇反擊，守住佔領區。從此一直到旺角清場，佔領和反佔領的鬥爭便斷斷續續進行。而10月17日，一度撤走的警察，又再企圖清除街壘，但經過一夜鬥爭，群眾在第二天又重奪彌敦道，把雨傘運動推向最高潮。
從928到十月中，雨傘運動成了自發群眾主導的運動；即使學聯，雖被尊重，亦無力主導運動。特區政府十月中旺角清場失敗之後，要再等五個星期，才敢再來，主要不是怕雙學，也不是怕佔領區中人數不多的村民，而是怕那十幾萬無名群眾，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出來。
這時，由於出現大量暴力，運動內激辯是否應該撤出旺角。明報在10月4日在佔領區做了調查，顯示六成半留守者贊成縮小佔領區，而旺角是最多人主張棄守的佔領區。旺角最後仍然是守住了，不過代價很高。不是指流血，而是指佔領旺角這個小店林立的商業區，把相當部分的小資和普通市民推向反民主派。
中共喉舌打扮成小市民及小老闆之友，攻擊佔領者妨礙了他們。有所妨礙的確是事實。11月中有人發起「旺角小店關注組」，進行調查，發現41%因受佔領影響，10月營業額至少下跌一半。有些黃絲帶明白，爭取居民和小老闆的支持很重要，所以有人聯絡支持佔領的小商店，編成名單，號召市民多多光顧他們。這也顯示，有些小店是支持雨傘的。同時，上述關注組在問卷中，加上是否希望業主減租，結果當然是七成受訪者都希望。這個聰明對策，邏輯上把小商戶的焦點，從佔領者轉移到業主身上。不過，成效多少，是個疑問。畢竟，黃絲宣傳邏輯如何正確，都不能改變小老闆每月交租的壓力。所以，即使有些小店支持佔領，可能有更大量小店反對 – 尤其在建制派鼓動下。至於因佔領而蒙受交通不便之苦的小市民和普通打工族，當中也有不少因此反感佔領。再看民調，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歷次的民調顯示，支持佔中者，從10月的37.8%，下降到12月的33.9%；而同期的不支持者，則從35.5%，上升為42.3%。而政府在十月中旬奪取旺角不果之後，改為暫時忍讓，正是為了等待民意逆轉和佔領者自我消耗。
群眾本來帶著樸素的普選要求而來，沒有想得更深。他們不知道，普選運動不像最低工資一類運動，後者不需要變革社會經濟權力結構，所以是典型的單議題改良。但普選運動重新分配政治權力，是社會變革的大工程，必然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但也觸動社會各階層利益，所以牽一髮而動全身。統治階級更必然挑動部分小資以及流氓無產階級，來反對民主運動。所以你以為是單議題運動，其實呢，往往未成功，先捅了馬蜂窩。
學生與在職青年的聯盟
上文談到，928普通市民聲援學生，釀成一場大運動。但所謂市民，是什麼人？
現在，我們需要區分「學生」和「青年」兩個名詞了。因為調查顯示，雨傘運動參與者，大部分是青年人，但大部分不是學生,而是在職青年。根據公民議會一項民調，雨傘參與者，學生佔26%。[7]鄭煒及袁瑋熙同意這個分析，同時根據自己的調查，指出「61%佔領者只有29歲以下，24%介乎30至39歲」[8]。所以雨傘運動無疑是青年運動，但又不是學生為主。那麼，這些在職青年，是什麼社會地位呢？上述兩位學者接著指出，中產階級下層佔37%，基層佔30%，所以兩者「構成了佔領者的大多數」。[9]再按照UMPP 雨傘運動參與者紀錄小組所作調查，雨傘參與者，63.5%月入少於2萬元，當中46.9%月入少於一萬四千元。[10]
總之，雨傘運動是一場學生與普通在職青年結盟的運動。所以，當有人聲稱雨傘運動為中產階級運動[11]，是犯了雙重錯誤。第一，首先是忘記了基層的角色；第二，試問，何謂中產，它同基層有多少本質分別？有些人一見金鐘多白領，忙下結論，那是中產。這不過重複一個錯誤，就是把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及中上層管理人員，和中小學教師及一般白領，混為一談，統稱中產，以別於工人階級，此實大謬不然。教師護士等白領，同藍領實無本質分別，都是工資勞動者（wage earners），與收入很高、足以積累資本的中上層專業人士，彼此利益大不相同 – 教師護士的僱員地位，決定了他們比較支持享有集體談判權。而自己開診所、聘用了幾個看護的私家醫生，態度一定不同。所以，雖有專業人士參與雨傘，但論到數量，除了學生，中下層在職青年，才是主力。
又有人稱雨傘運動為公民運動，這表面上沒錯，可惜沒有分析價值。雨傘運動，很明顯不是各個階層，都有平均數量的代表參加。資產階級不只基本缺席（數來數去只有黎智英，外加個別人士），而且其中的大資產階級，公然與雨傘運動對立。要麽把中上資產階級從公民範疇開除出去，要麽，就得承認，公民在雨傘中，是分裂的，社會上最有權勢者，更站在專制一邊。由於佔旺的後果，雨傘也把一部分普通小老闆和小市民，推向對立面，變成藍絲。所以稱雨傘為公民運動，脫離現實，而且客觀上掩蓋了所謂公民社會的內部矛盾。雨傘運動的最大考驗，恰恰就是除了專制政府的外部攻擊之外，還有大量同樣來自「公民社會」的敵對者。這是從前社運未有過之事。
5. 中間偏左的團體
佔領把不少普通市民推向反對一邊，不算意外。關鍵是當時雨傘運動能否把運動升級，以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基本盤。能夠的話，仍可克敵制勝。
922罷課那天，25個工會和民間團體，發出聯合聲明，指責現有政制如何「壓抑基層勞工訴求，勢令爭取改善民生更加困難。」聲明不只要求落實真普選，而且落實標準工時立法和全民退保。[12]然後，928之後，職工盟號召罷工（社工早在九月中就已發動過集體請假罷工）。結果只有一個半工會響應：太古飲料職工總會和半個教協；之所以是半個，因為教協只是半心半意。比諸支聯會在1989年6月7日因為害怕所謂破壞而取消遊行和罷工相比，職工盟在929號召罷工，當然是進步。可惜，雖然大批打工族出來佔領，但大多數還未準備好罷工。與學聯號召罷課之成功，相形見拙。
是打工族對社會現狀沒有憤怒嗎？不是的。在幾個佔領區，不論是自發張貼的海報，還是街頭討論，都有強烈的打工族呼聲：譴責大財團和貧富懸殊，怨恨工資追不上通貨膨脹，租金/樓價太貴等等。不過這只停留在表達意見上，而未提升為工運集體奮鬥或針對資本主義的意識。整個運動停留在齋普選的單議題上面。這與外國的佔領運動相差很大。2011年佔領華爾街爆發，之後世界各地都有響應。這些佔領的共同特點，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他們口號「1%與99%的對決」，從此成為經典。其實，2011年佔領華爾街不久，香港即有響應，匯豐銀行樓下廣場被佔領了11個月，但非常少人，沒有任何影響，與後來的佔中與雨傘，無有關聯。
雨傘運動讓大家知道，青年打工族也有怒火，也在政治化；但通過雨傘，我們也知道了，雖然經過了七八年的政治化，工薪階級仍然散沙一盤，少有命運共同體的感覺。相反，通過個人競爭來脫貧，才是大多數人的想法。換言之，大部分工薪階級的頭腦，仍然是統治階級所灌輸給他們的、那種市場競爭頭腦，而不是自己的階級意識。至於香港工會，數量很多，但大部分不是產業工會，仍然是職業工會，團結範圍限於技術/工種，是外國二百年前的工會形式。香港工會組織率達到兩成多，比法國高。問題是這都是紙面上的。很少會員願意真正積極參加會務，更不用說繳交正常的會費。[13]如此工運水平，早已決定了罷工不會成功。[14]
罷工往往比佔領街道更有力對付統治者。罷工也是佔領，是職場佔領。勞動者（包括腦力與體力）的殺手鐧，在於社會的生產與流通，依賴其勞動投入；一旦罷工，則社會經濟運轉，便局部以至全部癱瘓。不過，罷工的前提，是勞動者事先已經組織起來，但當時無論是工會還是支持佔領的打工族，對此仍無準備。
香港工運不易為。但領導者的路線選擇，也是重要因素。香港的主要獨立工運團體，究竟選擇跟隨中間偏右的主流泛民路線，還是改採獨立的民主左翼路線，對於促退還是促進階級意識，尤其對於爭取新一代參加工運，也有重要影響。可惜多年來他們基本上選擇前者。現在，工運團體便有隨主流泛民沒落而沒落的危機。誠然，過去七八年，他們也慢慢從中間偏右，轉移到中間偏左；對於近乎神聖的「自由放任」主義，不再那麼熱衷，改為主張更多政府介入，改進現有福利政策，規管勞動力市場（工時及工會權）。不過，移動的步伐很慢，且在重大問題上仍然不經思考就支持上流中產的路線，例如參加真普選聯盟。如果他們早些與主流泛民切割，改與雙學聯盟，支持其進步方案，則其信譽還可保持。
社民連是比較多青年支持的中間偏左政黨。社民連在2006年成立時，從綱領來看，屬於自由主義左翼。不過，評斷政黨，更要看其領導人的言行。在2011年分裂之前，社民連難言是左翼基層政黨。黃毓民和陳偉業，兩人的投機需要高於一切，任何政治信念都不過工具而已。[15]至於蕭若元，他在2008年為文，題目就是《建立真正民主右派》，開宗明義主張要反對工會，反對政府維持福利，一刀切主張減稅（實即減富豪稅）。[16]
要等到2011年社民連分裂之後，黃陳離開，才較穩定轉為中間偏左。又由於它行動上較為大膽，所以較多青年支持。在最關鍵那幾天，他們在前線大膽發動了佔領。
另一個社會左右分化的標誌，是自2010年以來，在青年中開始催生了左翼社會主義社團。限於經驗和人數，在雨傘中影響不大。[17]
6. 右派與排外極右
過去七八年，香港部分工運團體稍向左移，有人感到不爽，右移抗衡之。作用力（action）之後，必有反作用力（reaction）。左右分化，隨著財閥資本主義的兩極化趨勢，而慢慢行進。首先分出了右派人民力量，接著分出雙黃一陳的極右派。
人民力量在雨傘中多少是個正面因素。至少在928行動，他們也有帶頭衝出馬路，與警察鬥爭；同時，又未曾有系統攻擊其他民主派。而熱血公民，或雷同人士，則相反。他們對於雨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我們稱雙黃一陳為排外極右，是由於：
一：他們的目標，首先是滅掉其他所有民主派的聲音；
二：靠煽動群眾達到目的；
三：採取暴力或暴力威脅；
四：針對中國人，發表種族主義言論。
雨傘開始不久，他們即在反對「左膠」的藉口下，致力消滅其他所有民主派/社運派的聲音。但他們卻把所佔領的尖沙咀廣東道拱手相讓給政府。雨傘運動一開始，他們就攻擊幾個社運人士，到處逼令各團體降下旗幟，或阻止其舉辦街頭論壇。此所以雨傘運動有一個怪現象：佔領區有很多帳篷，卻幾無旗號 – 因為大家都怕由他們煽動的流氓搗亂。但民主派/社運團體，都是避戰甚至退縮，助長了排外右派氣焰，連學聯也攻擊，遂有10月12日，在陳雲號召下，他們去旺角破壞學聯的街頭論壇。再發展到後來的拆大台，解散糾察隊等等，實在不意外了。
我們也不能說，所有反大台者，都是排外極右。這股反大台聲音，根本是龍蛇混雜。只不過在攻擊對象和攻擊理由上，有共同點而已。他們攻擊的「理由」，是「大台/學聯/XX不代表我」，據此否定一切領導/組織大會。此論難以成立。如果某組織/大會不代表你，邏輯結論應是：你或者促使這個組織/大會實行民主改革，務求其領導是由成員民主選舉產生，或者你另行發起組織/大會。人類早就發明民主機制，確保代理人受到委託人的監督。當然違反民主的事情仍會發生。所以不少左翼，雖不根本否定間接民主（代議民主），但對代理（agent）總存疑慮，所以更主張實行直接民主。華爾街的佔領運動，多少就是這樣，所以他們設立群眾大會，作為佔領區的決策中心。為此他們發展出一套投票手語，例如高舉雙手搖動，表示贊成，放下雙手搖動，表示反對。這就是直接民主的群眾大會。[18] 問題是拆大台的人，間接民主不要，直接民主也不要。那就不只是拆大台，而是根本拆掉民主了。最強調個體主義的自由主義，都承認個體也需要聯合為各種共同體，人類才能生存和發展。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民主共同體的闡釋，各自不同，但共同點是，共同體（集體）不等同專制主義；一個尊重個人的、民主運作的集體，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成立的。然而，排外極右或其他反大台者，口頭支持民主，卻抵制任何共同體。我們可之稱為反集體的個體主義，再稍走遠，便接近「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了。但以此思維搞佔領，人數雖多，彼此卻是毫無結連的孤立個體，如此佔領，有何力量可言？更重要者，是這個局面對誰最有利？首先是排外右派自己了，因為最後只餘下他們的組織。不過，上述那種思維，自有其歷史脈絡。（下詳）
極右加上所謂勇武派，街頭動員不過一百人，如果民主派/社運派有足夠政治經驗和意志，很容易反制之。可惜上述兩條俱無。[19]有人更視為同路人的不同意見。等到葉蔭聰主張要分道揚鑣的時候，雨傘已經結束了。[20]束手無策的結果，是姑息養奸，到頭來，排外極右成為最大贏家，反之，其他民主派/社運派，出力很多，卻沒從運動吸收多少新成員，更沒有壯大起來，反而自信心失掉不少。[21]
至於排外右派標舉「本土」，上文已指出過，港人身份的崛起，確有其歷史/社會基礎。但它與左右翼分野，本無必然關係，它可以右，也可以左，非右派專有。至於「本土」，在這些排外右派宣傳本土主義之前好久，就已有泛左社運團體在實踐了，保衛皇后碼頭一役便是例子。所有這些話題，都值得探討，不過不是和他們 – 對他們而言，本土不過是圖騰，自己可以自由詮釋，但別人就要跪拜。危機時代，人們都有焦慮感，青年尤甚。部分人會因此左轉，但部分人相反，變成右傾甚至極右。這也是世界性現象，不限香港。只不過，香港的排外右派，確有自己特點。右派思想，往往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主張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但對外國許多極右來說，競爭的單位是民族/國家，所以較易表現為國家主義；但香港的變種，暫時仍以個體為單位，而較少集權主義，甚至是反集體。他們訴諸於聽眾的，也是極端個體主義情緒。他們找到聽眾不難，因為香港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場」，形成了港人強烈的個人主義，高度的互相競爭精神。[22]自然，這種反集體主義的排外極右，剛剛產生，仍很混沌，將來仍有裂變可能。到時它再分化出一個國家主義的排外極右，同樣不足為奇。
有人認為排外右派是中共內奸。我們能夠確定的，是中共如果不收買這類人做內奸，不鼓勵其假扮激進，這才奇怪。總之，排外極右、所謂勇武派，以及中共臥底，構成了雨傘中的陰暗力量，真相難明。[23]難以確定的，是具體哪人/哪團體。但更需要確定的是，排外右派所作所為，客觀上做了中共想做又做不來的事，所以他們絕不是民主朋友，而是敵人。民主陣營如何應付內奸，中外經驗多的是。[24]不過香港社運的政治經驗太淺，所以亦無章法可言。這也是香港民運以至雨傘的困境。
退潮與清場
9月底十月初罷工不成功，運動便只餘一招，就是繼續佔領。然而，時間一長，運動便只有自我消耗。10月21日的政府與學聯對話，毫無結果。那時開始，運動已走下坡。有人統計過，金鐘共有帳篷1691個，但越到後來，不少帳篷其實沒人。只是每逢週末，佔領區才比較熱鬧，但也僅止於熱鬧。
11月25-26日，警方在旺角清場成功；幾千人與之相持一日，不少人被打傷，終於失守。這時，學聯提出30號佔領龍和道。即使後來只有約二千人參加，學聯此舉仍值得支持，非奢望迫使政府讓，而是運動需要強烈抗議政府暴行。事後排外右派攻擊學聯沒有成功，不過是雞蛋裡挑骨頭。當晚行動令人難忘，不過，那已是天鵝之歌了。
雨傘運動的自發性和自覺性
同任何大運動一樣，這次運動也出現了需否組織與領導的爭論。當時有位網友著文，反對作任何組織或領導：「只知順著集體智慧即可。到某刻人民覺得厭倦時，自然會退，覺得仍要繼續時，自然會來，再也不由任何一方以其有限的框架套死。」[25]當時幾乎只有社民連力主加強組織。但毫無效果。佔領繼續下去，但是力量日益耗散。
政府拖延兩個月才驅散群眾，不是沒有能力，也不是因為少數村民，有實力固守。毋寧說，政府怕的是那十萬群眾的幽靈。但政府改採延兵之計，拖延到連幽靈都洩氣之後，清場一點不難。運動一任自發，必然如此下場。或云，人民需要時，自然會來。但…如果不來呢？由於事前沒有組織，一旦清場，人群四散，不復相聚。不復相聚，再來一次，談何容易？或者來了，不過就是重演一次清場，那又怎麼辦？深信群眾自發主義的人，不多不少，只能期待這樣的結局。
佔領街道的好處是不需要事前長期組織，所以容易實行，但正由於此，也很難固守；只要國家機器下定決心鎮壓，則驅散佔領者易如反掌。而一旦清場，群眾四散，便無任何力量留下來了。反之，罷工雖沒那麼容易，但罷工無論成敗，結束之後，一般來說，組織仍會存在下去，仍能在將來伺機而動。這就是有組織和沒有組織的分別。
運動過後，長毛及一些朋友，都提出過一個觀點，就是如果928當天，他們有人帶領群眾包圍政總，運動就能即時再升級。這有可能。問題是，包圍了，又怎麼樣？衝進去嗎？衝進了，又怎麼辦？起義嗎？但無論是當時的雙學或者社民連，都沒有下一步。至於群眾，他們既未準備罷工，更無準備起義。即使出於一時激憤而包圍政總，恐怕也難以持久，相反，被權術家利用作炮灰的機會更大。
要向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府爭取民主，又根本反對任何組織和領導，一任自發，而居然成功者，無論理論上還是歷史經驗上，都難成立。雖然很多大運動的起點，往往自發，但其自發性也非絕對，背後往往也有自覺性在內：往往之前好多年，已經有仁人志士進行長期啟蒙教育，在知識新一代中（包括知識青年，也包括知識勞動者）鑄造了一個深厚共識。所以這些偉大歷史事件，是自覺性和自發性結合的結果。獨孤一味，一任自發，恐怕運動就會變成隨著感覺走 – 就像八九民運一樣。但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是巨大而繁複的結構，想要改變，不可能隨著感覺走可以成功 – 要修理一個壞鐘，尚需對鐘的發條結構有個認識才行，何況社會變革？運動既需要群眾自發性，也需要自覺性，需要事先有組織，有對策，而這又靠長期思辨探索。
在雨傘期間，群眾中也有要求組織起來的聲音，只是不成氣候，所以才讓那種反對任何集體/組織的聲音壓倒。但為何要求組織的聲音，得不到響應呢？此亦非偶然。上文提到，港人的個體主義本來就強烈。我的一位外國學者朋友，在雨傘期間訪問參與者，她對於大多數受訪者總只考慮「自己將做什麼選擇」，而很少說「大家（佔領運動本身）應該怎麼做」，感到詫異。然而，很多參與者卻陶醉其中，不覺得是問題。雖然不同階層會有很大差異，但基本上，港人普遍對集體組織，缺乏認同感，所以基層固然很少活躍於政治性團體或工會，就是資產階級，也無法組成強大的工商黨。這種非政治的個人主義，之所以那麼頑強，因為它傳了好多代。三大因素型塑了這種思維。一個是經濟上的所謂自由競爭。香港不間斷地實行自由放任160多年，世界少有。這塑造了高度競爭的個體主義，和純粹的經濟人思維。其次因素，便是英國殖民政府成功地把港人的心都殖民了，形成長期的非政治化。此所以港人的政治文化，毋寧說，是缺乏政治的文化。第三，強烈個體主義，也是對中共「極權主義」的反彈。問題是，這種強烈個體主義情緒，也制約了雨傘群眾，使其難以組織，也難把運動升級。既然如此，則最後被清場，乃屬必然。
不過，經過雨傘洗禮的新一代，會重新檢視過去一切，也屬必然。這包括檢視香港的官方政治哲學，即所謂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當然相反的檢視也會有的。總之，我們需要一場深刻而持久的討論。雨傘運動的其中一個意義，正在於把香港的表面和深層矛盾，全部暴露出來。這篇文章，就是拋磚引玉。我們將在第三章，對整個雨傘運動的產生原因、性質、動力、路線矛盾、影響、歷史意義以及教訓，作一個總結。
2015年6月18日、政改方案被否決日
【6月25日改定】
《雨傘運動的總結與前瞻》第一章
注：
[1] 鄭煒及袁瑋熙，載於14年11月29日明報。
[2]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868
[3]至於黨報說黃之鋒收受過NED資助，當事人已經否認，而黨報亦無法出示證據。
[4]何況，有證據顯示英美兩國政府，其實支持泛民「袋住先」。公民黨湯家驊曾透露，英美外交官員曾接觸他，表明希望通過政改方案（詳見15年1月28日明報）。連曾鈺成也說，看不到有證據顯示外國政府干預雨傘運動或政改。
[5]泛民直到九七後才敢隨大流而改提普選。劉慧卿差不多是唯一例外。此外，一些小團體例如先驅社也從頭起主張普選，反對一半直選的要求，但是當時沒有影響力。
[6] 明報，14年9月30日。
[7] https://www.facebook.com/CivicCouncilHK
[8]今年二月號的《二十一世紀》雜誌。
[9]《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 http://www.cuhk.edu.hk/ics/21c/
[10] https://www.facebook.com/umbrellaprofiling
[11]劉細良在社民連2014年1月31日研討會上的報告。
[12]《反對人大粗暴落閘 既要真普選也要改善民生》
[13] 在世界各地，工會會費往往是月薪的1-2%，只有這個水平的會費，才能支持罷工基金；但在香港，會費往往是一百幾十元，而且是年費。這當然搞不成罷工基金。
[14] 香港工運並非從來都那麼弱。不過那是後話。
[15] 參考筆者《談五區補選》
[16] 2008年10月28日信報。
[17] 近乎社會主義的青年社團主要有兩個，一個比較像討論平台，在雨傘中很少集體行動；另一個則很積極介入行動，但是，在雙學進行罷課期間，自己另行組織罷課委員會，難免被人批評為山頭主義。這兩個團體，在雨傘之前一兩年，就已備受右翼/難以定義的派系攻擊。另外還有一些近乎無政府主義/自主主義的小團體，也活躍於雨傘運動。先驅社是本地老牌左翼團體，源自托派，一向沒有影響力，近七八年由於老化而不大活躍，但個別成員活躍於雨傘運動。
[18] http://www.seedsforchange.org.uk/handsig.pdf
[19] 當時在金鐘及旺角，都有大量大小字報，反擊排外極右對所謂左膠的攻擊，不過絕大部分並無署名。新民運群組則張貼了很多「民主議政，不容滅聲」的貼子，與排外極右的「提防左膠」的海報抗衡。但總的來說，各個民主派社團，都無致力反擊排外極右的攻擊。
[20] 《分道揚鑣，讓運動走得更遠》，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9305a
[21]一些左翼無政府主義者，也竟然同情這些人的「沒有大台」的主張。這實在奇怪。一般來說，無政府主義者會反對成立固定的組織，但支持直接民主的群眾大會。
[22] 香港電台《鏗鏘集》記錄了一個反水客的少女的話：「香港已經搵食艱難，現在仲多左大陸水客來搶飯食，如果不行動，將來我地都無飯食！」
[23] 筆者在10月2日金鐘，參加新民運群體的街頭論壇。他們還未開始，就有三四個青年及一個中年胖子過來，架起大聲公，對準他們指罵，說他們就是藉小組討論來騎劫運動。新民運的朋友就邀請他們一塊來討論。事後筆者尾隨那位胖子到其他地方，卻見他向聚攏群眾解釋「如果沒有共產黨，香港人連水都沒得飲」。
[24]參看《彼得堡的和諧特使與臥底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