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段平靜期，雨傘革命風波再起。在旺角警察肆無忌憚的用警棍毆打佔領者、途人甚至記者，令香港市民極度反感，卻無可奈何。另一方面，要求結束佔領的聲音卻愈發響亮。官媒稱佔領行動為「佔中」，然而佔中三子自首，卻只有十鬥士跟隨，雙學、泛民都無意自首。整個運動未在佔中三子控制之內，卻亦不在雙學掌握之中。及後金鐘清場，佔領地僅餘銅鑼灣。雨傘運動終點何處？後雨傘時代到底會是怎樣？在推演之前，必須重新審視雨傘運動的本質。
雨傘革命不是和平佔中
雨傘革命的發展與戴耀廷提倡的和平佔中相去甚遠。戴氏的原意是以堵路來癱瘓金融區，逼警方大量拘捕佔領者，從而令以警局為首的司法系統癱瘓，並輔以輿論壓力，迫使政府面對民意對真普選的訴求。因此，在戴氏理想中的佔領者，應當是不拒捕、不劃陣，並且聽從號令自首。然而，雨傘革命卻完全相反。佔領者不但與警察推撞、架設路障，而且不服從領袖，也沒有自首的決心。有人歸咎於佔領者的質素參差，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若重新整理這次社會運動的來龍去脈，便可發現雨傘革命與和平佔中的本質截然不同。
雨傘革命始於9月26日的「重奪公民廣場」運動。在國教一役後，政府斬腳指避沙蟲，將位於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屬於公眾用地的公民廣場圍封，並多番強稱該處是政府用地，掩耳盜鈴。「門常關」自此成為政府不聽民意、一意孤行的象徵。雙學發動「香港學界大罷課」，爭取真普選，並號召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想打破這個象徵，以展示爭取真普選的決心，於是引發警民在政府總部內外的包圍戰。後來，和平佔中乘勢開始，警方在9月28日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成為了雨傘革命的導火線，市民義憤填膺，紛紛加入支援，佔領行動擴散至旺角及銅鑼灣。
由重奪公民廣場，到佔領金鐘、旺角堵路、佔領銅鑼灣，再到流動佔領，雨傘革命由始至終是一個圍繞著公眾空間運用權的「報復式抗爭」。政府封鎖公民廣場嗎，那我們就重奪它。警方驅趕金鐘的佔領者嗎，那我們就遍地開花。警方將旺角馬路的佔領區清場嗎，那我們就「流動鳩嗚」。佔領者劃地為界，成為「村民」，與警方抗衡，同時規避法律，以免被警方拘捕。這種本質正正與和平佔中所提倡的「犧牲式抗爭」截然相反。佔中三子及陳日君前樞機要求佔領者自首，是不切實際的。
政府的目標是分化社會和警民關係
這場社會運動發展成這個面貌，顯然也得「歸功」於政府的對策。在7月2日的「佔中預演」裡，政府明白自己的警力不足以應付真正的佔中發生。因此在「光明頂行動」中，警方經過多番考慮，最後決定發射催淚彈，務求快刀斬亂麻，驅散佔領者，減少需要拘捕的人數，不遂戴氏之願。豈料此舉反令雨傘革命遍地開花，更加耗費警力，完全打亂了警方的陣腳。
參考國際經驗，應付佔領運動，有上中下三策。任由佔領持續，影響民生，輔以親政府陣營的輿論壓力，令市民麻木，佔領者掃興散去，一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事件，對美國政府的長遠管治幾乎沒有影響，故是為上策。警察不出面，卻動員暴民搞亂局面，「用人民鬥人民」，製造混亂和恐懼，嚇怕佔領者和市民，是為中策。警察出面鎮壓佔領者，是為下策，因為這樣會產生社會分化，並且令市民不再信任政府和警方。政府在雨傘革命初期手足無措，因而選擇了下策，直到將胡椒噴霧噴光，才轉用中策和上策。然而，在旺角臨時禁制令頒發後，政府卻再次選擇了下策，不惜破壞警民關係，也要揮舞警棍，到底所為何事？
這所謂「上中下」三策，其實是依據對民望的影響而定。在常人眼裡，民望影響越少，對政府當然越好。但是，這個想法只適用於由公民授權而來的政府。在不由公民授權產生的執政者眼中，民望只是浮雲，警隊卻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機器。故此警隊對當權者的忠誠度，遠比市民對他的觀感重要。
然而，破壞警民關係，為什麼能令警隊更團結？原來在心理學上，當一個人的某種固有的認知受到另一種相反的認知的挑戰，就會產生一種不舒適的緊張狀態，這個狀態稱為「認知失調」。有心理學家發現，一些相信末日將臨的ＵＦＯ教派在其領導人的預言失敗後，改信人數反而有所增加。原因是「預期的落空」產生了認知失調，使得大多數沒有心理準備的成員們，為了緩減認知失調的狀態而改為接受新的預言，例如：「外星人已經因為他們而饒恕了這個星球。」又例如在會議上，某個人對某議案本來持反對的態度，可是迫於大多數輿論壓力，在最後表決時，卻舉手贊成行為。如此，態度和行為失去了一致性。但私下問他時，他可能真的改變了原來所持的態度。因為如果不改變原來所持的態度，他將對自己的舉手行為無法自圓其說，而感到尷尬。
同理，當警察被逼用警棍攻擊、驅趕佔領者而產生「認知失調」時，他只有兩種出路：一種是覺得警隊的行為是不當的，甚至不義的，由是心生疚意、迷惑，甚或退出警隊；另一種是強化警隊行為的正當性，認為佔領者是該打的，警察是正義的，乃至自詡「七俠五義」，變得更加堅定。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會進一步令警隊變得團結和忠心。換言之，警民關係越是分化，越是有利於當權者將警隊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香港價值，不在百姓
然而，即使梁振英不重視民意，中央政府又為什麼不重視香港民意呢？這就得分析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
有人認為梁振英的「萬四蚊論」是失言、是語言偽術，筆者卻認為他說了實話。眾所○知，香港對中共只有兩種價值。其一，政治上，向台灣作「一國兩制」的示範。經濟上，作中國金融資金及人民幣的出入口。然而，又眾所○知，所謂「一國兩制」的範例早已破滅，中共處理異見者的「器量」也早已被看穿。香港在政治上的作用因而消失。其二，經濟作用方面，香港的地產和金融市場既是中國的資金、黑錢避難所，也是吸引外來投資及協助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環，因此中央政府必須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和司法獨立。此外，香港的巨賈在中國亦有大量的投資。然而，低下階層在地產和金融市場裡的影響力很低，甚至可以說，大部份香港人在這些市場裡的影響力都很低。除了那些巨賈外，香港人對中央政府根本毫不重要，亦無法威脅中央政府的利益和統治。因此中央政府才會任由香港陷入內耗。
這才是中央政府「香港問題應由香港自己解決」言論的真正含意。政改問題分明涉及人大決定，香港政府又怎能處理？中央政府將政改標籤為「香港問題」，早就暗示了它不會改變人大決議。香港要內耗，那就生死由便。
至於梁振英的「萬四蚊論」，則暗示了他所實行的「專業治港」方針，其實是「經濟精英治港」。這個論調，與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態度完全一致。
三家分晉，強秦獨大
佔領者面對中央政府和港府愛理不理的態度，有網民提議通過參選區議會和立法會，為民主陣營在體制內爭取話語權。誠然，雨傘革命爆發至今，政府的虛偽一面表露無違，與市民關係撕裂，敢於表態支持民主的市民似乎有所增加，但這是否能令民主陣營得到更大的議會話語權？
雨傘革命的一個核心的行動綱領是「沒有大臺」，故此雖然雙學是雨傘革命名義上的帶領者，但佔領者卻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各行其事，也因此揭露了所謂「傳統民主陣營」的不足。泛民政黨多番倒戈，傳統左翼碌碌無為，新興起的本土右翼卻通過攻擊泛民和左翼壯大了聲勢。可以預見，在日後的抗爭裡，泛民和左翼的號召力將會有所下降。雨傘革命無用功收場，本土右翼將有機會崛起，成為繼泛民、左翼後的另一關鍵要勢力，與後兩者三分民主陣營版圖。通過網絡號召的右翼是與泛民、左翼合作爭奪建制版圖，還是與後兩者陷入「內戰」之中，將成為議會戰的關鍵。否則，在三者互爭票源的情況下，建制派不乏坐收漁人之利的機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