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政改諮詢啟動，政府和建制派的策略是劃定框框，以「不現實」為藉口，把普選的一些基本原則，例如公民提名，預先剔除；又提出含糊不清、「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標準，希望引導港人學懂「務實地」自我審查，為的也是為普選劃界，以至規限有關普選形式的各種可能性的想像。
與此同時，排外的本土主義則高舉「現實政治」的原則，把追求平等、尊重多元等普世價值，譏諷為「離地」／「膠」，認為只有排外（或反中共）的政治，才貼近現實。這種強調「現實政治」的本土主義論述，弔詭地與上述政改諮詢中高揚「務實」的官方策略暗自呼應，兩者都嘗試限制本地政治辯論的想像空間和徹底改革的可能性。如果政治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那麼嘗試壓縮各種可能性的政府玩假諮詢和本土排外論述，就是一種把「可能」轉化為「不可能」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操作。這種操作的效果，往往是催生或強化從公共政治中退卻的認命犬儒，又或僅剩下狂熱排外的本土民粹政治。
兩種極端——犬儒退卻或排外狂熱
政府的不斷弄虛玩假，容易導致民眾厭惡政治。稍為活躍的「鍵盤戰士」，也往往只是冷嘲熱諷，卻仍然離開積極介入公共政治甚遠。齊澤克的新書Demanding the Impossible（Polity Press, 2013）指出，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愈來愈變得犬儒無恥，官員政客不再忌憚以謊言——甚至不惜自曝其短——進行執政參選的表演。香港3任特首領導下的特區政府，也是每况愈下。今天的特區政府，一方面強調「公眾參與」，舉辦各式諮詢活動、落區做秀，同時又動員排隊黨協助「佔領」會場，於是每次諮詢的結果總是「講人自講」、「沒有共識」，而政府就可以「平衡意見」、「循序漸進」，令各類有實質效果的政策建議和社會改造，總如泥牛入海，「講咗都無用」。自然，還有各種頭痛醫腳的政策，例如不針對生產（加劇打擊毒販）和消費源頭（消除社會的苦悶和壓力）的禁毒措施，又或是勞民傷財的「家是香港」鬧劇，效果只是做了大量無謂的事，令有意義的改變沒法發生，甚至產生各種負面的不經意效果，例如社區驗毒或會擴大警權、製造青年（尤其是少數族裔）與管治者（甚至成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產生與「家是香港」所追求的和諧社會剛巧相反的效果。
在弄虛玩假政權的影響下，民眾自然容易對政治產生厭惡。最近朋友間的聚會，很多時會聽到不想再看電視報章（政治）新聞、樂得耳根清淨的慨嘆。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於2010年以電話及問卷訪問約5000青年（註1），發現八成半受訪青年甚少及從不參與社會活動（包括論壇、集會及遊行）（p.125）。像學民思潮這樣關心和參與政治的青少年，又或是認真準備積極「佔中」的朋友，恐怕仍然只佔少數。
另一方面，在中共政權日益介入干預香港政治的情况下，加上自由行、中港婚姻大幅增長的社會環境，承載了本地民眾生活焦慮和鬱悶情感的香港排外本土主義，也獲得了良好的生長土壤。梁振英政權和建制派的親中背景和惡劣表現，除了令很多人厭惡政治外，也同時催生了激烈的反（中）共的情緒，進一步助長以中共／中國大陸為針對目標的排外民粹政治。
排外民粹的政治論述，往往只開列出「勇武抗爭」vs.「和理非非」等兩類極端的選擇，借助或鼓吹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出不排外就是賣港，談普世價值就等同離地「膠」，剩下的只能是一種本質化了的「本土」身分政治，這與「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論述，表面上好像南轅北轍，其實卻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互通互補的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論述環境下，香港的政治文化也趨向兩種極端，或是像西歐一樣，唯一仍未減退的政治熱情，就是排外反新移民的「本土」力量，另加上香港特色的「愛」字頭集團，幫港府出聲，共同營造的是民粹政治暴力，包括語言和物質上的；又或是令民眾變得犬儒，從公共政治領域中退卻，至多成為冷嘲熱諷的花生看客，耗盡了民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和能量，令香港走向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秩序。
唔好陪佢哋癲——公民抗命的真義
面對這樣的困局，齊澤克提出的建議或可資參考。他認為，面對政權的犬儒無恥，以及危險排外的民粹暴力，我們必須告別簡單的身分政治，認真地思考，拒絕在兩種極端中選擇，而是要嘗試改變選項的內容和界線。所謂認真的思考，就是提出根本的問題，例如反思政治的真正含義，拒絕把手段（「現實政治」）與目標分開，重新把政治定義為在「不可能」之中尋找可能性，並在參與的過程中做負責任的決定。
齊澤克進一步指出，公民抗命的重點在於藐視權力，不再參與由政權設定的玩假遊戲，也不選擇排外民粹的非此即彼的極端選項，而是「唔好陪佢哋癲」，抗拒民粹和犬儒的誘惑。由佔領中環運動所啟動的有關公民抗命的爭論，很多時候把焦點集中於「公民」的身分及由此引伸的行動或原則之上，例如討論是否非暴力或破壞社會秩序，較少關注「抗命」的含義。「抗命」（disobedience），就是拒絕順從既有的社會安排和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例如因戰爭的不義而拒絕徵兵指令，又或針對種族歧視的不公而違反隔離政策。中文的「抗命」，也可解作抗拒「認命」的意志，也就孕育出不再害怕政權和不再厭惡公共政治的主體，在民粹排外政治之外重燃參與的熱情。
循這思路，我們如果想超越犬儒認命和排外民粹，為香港另覓一種新的政治文化，首先需重新界定什麼是「可能」和什麼是「不可能」，並以合適的行動嘗試創造條件，令被犬儒政權和排外本土認為是「不可能」的事，能夠成為可能，真正發生。
附註：
1. 《香港青年發展指標》，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