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特首曾蔭權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動時，懷疑遇社民連三名青年襲擊事件驚動中港。多名立法會議員、教育團體以至國務院港澳辦均聲明「嚴重關注」事件，譴責暴力示威，違反了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由於案件仍在重案組查辦中，誰是誰非不宜討論。作為一個中學教育工作者，筆者比較關心有10多個中、小學教育團體指近年香港出現一股暴力抗爭的歪風，呼籲大家為下一代樹立良好榜樣。
到底什麼是暴力抗爭﹖如何是良好榜樣﹖從電視畫面上，曾特首進入歷史博物館前的一刻的確遇到示威者的攔截，當中涉及了示威人士與保安人員的肢體碰撞或衝突。但我們是否可以這麼容易肯定這就是“暴力”﹖然後，很快總結為社會出現暴力抗爭，影響文明城市的聲譽。
當日3位代表了社會不同階層的社民連80後青年，有碩士生、廚房工人，他們走到特首前高呼其無資格講革命，結果一番肢體活動後，釀成事件。筆者昨日在某收費電視討論特首懷疑遇襲時指事件僅屬大眾市民在公共政策的暴力下而作出的反動而已。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當制訂政策者不知道一碟粟米斑塊飯價值如何時而貿然推出財政預算案，終逼使手無寸鐵的市民在通脹猛於虎的暴力下，走上抗爭之路，表達索求。
與其說議會抗爭文化延伸到公眾活動之上，倒不如說是一系列不公平、不公義的公共政策引起市民反感終致事件，大眾市民“直接行動”以公民社會的力量改變事實。大家不妨參考1999年西雅圖、2000年布拉格、2005年香港會展反世貿示威，一群又一群對於世界一體化的經濟、政治權力結合的產物不滿者或受害者進行有組織、有系統抗議、示威，以圖會議不能成功完成。而香港從2006年起，香港人對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育、高鐵財政撥款，社會大眾亦表現了“直接行動”的舉措。因此，這是對公共政策的暴力對反動而已。
與此同時，教育界同工擔心學生對“暴力抗爭”文化延伸到校園時，筆者認為同工們應該擔心學生的思考與理性之間的謬誤才是。從預算案推出、特首懷疑遇襲到公佈預算案修訂前後不過數天。不少學生對事件的看法是「大眾市民不滿預算案導致特首被襲，便馬上修訂預算案派錢，平息民怨。」從這個邏輯來看，肢體碰撞是財政政策突變的主要原因，那麼學生學習通識時是否應該考慮事件反映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威信如何﹖公共政策是否合符大眾預期﹖往後的政府的新政策如何開展呢﹖而不是抱直斥激進行為影響下一代或我點教學生呢？
事件的終結，尚取態於特首、重案組的進一步行動。若事件從紀念辛亥革命活動開始，那麼亦應以它來結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 不是繪畫綉花, 不能那樣雅致, 那樣從容不迫, 文質彬彬, 那様温、良、恭、儉、讓。」<<毛澤東，1927，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延伸閱讀：葉蔭聰（2010），《直接行動》，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