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否定了2012雙普選，「決定」儼如泰山壓頂。當正規政治過程(如立法會的組成、特首的產生和基本法的解釋等)被特權階層壟斷，人們因而開始思索體制外行動的可能，這本來很平常的事。於是，有泛民議員提議四罷(罷工、罷市、罷課和立會罷會)，也有人提出立法會議員總辭及違法公民抗命等。可是這卻惹來保守派的反撲：宣揚其發了黃、用來貶抑行動的緊箍咒，如不講底線的務實理性、含混的過激論和破壞安定繁榮云云。就在一股恐懼行動的非理性氛圍，我們無法開展對社會行動的細密思考。也許，作為一個示威之都的公民，與其單純地否定社會行動的重要性，倒不如認真地直面和分析箇中的意義和邏輯，畢竟這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無法迴避的重要一環。
社會行動為什麼會對政治產生效果？它依據的是什麼行動邏輯(logic of action)？如何辨認出遊行、佔據工地、絕食或罷工等行動方式的力量所在？根據歐美社會運動研究的重要學者Donnatella della Porta 和Mario Diani，兩人指出近二十年在歐美出現的社會行動，大致可以歸結為三種形式和邏輯：1﹞數量邏輯 (The logic of numbers)、2﹞物質損害邏輯(the logic of material damage)、3﹞見証者邏輯(the logic of bearing witness)。這三種邏輯都在香港社會運動中出現過，值得我們仔細看待。
所謂數量邏輯，就是以人數的力量來對決策者拖行壓力，它遵循著民主精神，希望能運用多數的力量。通常，數量邏輯的力道會以大遊行和公民投票等方式來表達，這方面，可以七一大遊行為例子。當七一大遊行隊伍中的市民曉得「無論如何走入維園點人數」之際，人民訴諸的其實就數字的力量。當然，數量邏輯的限制也在這次遊行後暴露出來：雖然五十萬人﹝對比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這可謂天文數字﹞上街了，但不民主制度依然故我，當日高喊的0708普選也未能落實。換句話，若無民主選舉的常規化輪替程序，就算人數再多，管治階層只要足夠厚顏就可以繼續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
二是物質損害邏輯，它指的是為「反對的對象」構成的物質損害，例如罷工和停止天星推土工程。前者是以工人在生產?上扮演的位置角色發揮作用，後者則是通過佔領工地來起作用。事實上，在歐美，這種行動方式，獲得了某些環境人仕、單車族、保育人仕、青年學生和文化工作者青睞，他們通常以直接佔據的方式停止某項過度發展、破壞四週自然生態及社區環境的推土工程，雖然相較於警察力量，他們終歸被「清場」，但其抗爭仍可在直接產生的物質損害方面發揮「實力」。
在一篇文章中，他們這樣寫道：「反對興建道路不只是阻止一個特定的計劃。每一次延期，每一次的中斷，每多花一千英鎊在警力或防護上，都是一項勝利。...讓興建一條道路的成本增加，你就阻止了另一條道路興建」。必須指出，物質損害邏輯所蘊含的政治觀是敵對的，他們看到了不對的公共決策就去直接阻止，而非坐而論道或尋求被認作無效的溝通。
最後是見証者邏輯，它比較獲得社運人仕青睞，因為其對抗性相對輕微，轉而強調反對者的付出、承擔和犧牲，絕食和公民抗民就是顯例。前者強調當事人置自身於饑餓狀態來彰顯某種堅持，「脅迫」眾人一同審視該項價值；後者通過承受坐牢收監的風險，同樣以非暴力方式、最大力道突顯某項追求的正當性和重要性。在此種邏輯底下，犯法不僅不是刁民，它代表的其實是付出、承擔和犧牲的精神。
在真實世界中，三種邏輯交換作用，如皇后碼頭一役，我們既做聯署﹝數量邏輯﹞、施延工程﹝物質損害邏輯﹞，和三個月進駐碼頭、舉辦歷史文化活動及絕食﹝見証者邏輯﹞。
接下來該怎樣行動，就留待大家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