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八九民運30周年，同時也是雨傘運動第五周年。按約定俗成的習慣，逢五或十的周年日子，紀念活動相對盛大。在幾場民主運動「逢五或十」的重疊周年之際，認真思考「德先生」在中港的前世今生，重新發掘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代與未來意義，是「好合理好合邏輯」的。可以預期，關心民主運動的朋友今年大概會格外忙碌。
民主運動的前世今生
辦紀念活動或書寫紀念文章除了是向歷史先行者致敬外，同時也在重塑歷史事件的當下及未來意義。五四、八九、雨傘這3場社會運動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共通點，是對民主的追求。然而如果以量化的「民主指標」來回顧及檢視這些激盪人心的運動所留下的遺產，我們可能會十分失望。據《經濟學人》製作的2018年民主指數，香港排位再次下跌，於167個國家或地區中位列73，而中國大陸則排行130。自然，這份旨在推廣自由主義的雜誌難免帶點歐洲中心的偏見；而量化排比的方法也大有商榷餘地。儘管如此，我們恐怕無法否認，中港近年的民主倒退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五四、八九、傘運佔領後的100年、30年和5年，中港兩地民眾並未能享受太多民主果實，也許我們會問：「這些事件真的是與促進民主有關的社會運動嗎？」或「如果這些社會運動並未能為後世開拓更廣闊的民主空間，舉辦周年活動時，我們究竟在紀念什麼？」
阿倫特（Arendt）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論文集中曾翻譯法國詩人Rene Char一句話：「留給我們的珍寶沒有遺言。」（our inheritance was left to us by no testament）人們都可能擁有過的珍貴經歷，例如參與了五四、八九民運或雨傘運動，但由於「記憶只在一個預先設定的參照系統中起作用」（阿倫特），需用語言串連，編成故事，才能產生意義，因此缺乏一種有助我們命名、連繫、延續、保育這些「珍寶」的生活傳統或語詞系統，自然無法讓我們認清一度擁有（甚或置身其中）的重要經歷，更遑論能有意義地扣連這些對個人來說可能是零散的經驗。因缺乏語詞命名和傳統參照，人們無法捕捉以至最終忘卻這些「留給我們的珍寶」，也就不足為怪。紀念活動的作用也許正是嘗試透過紀錄和儀式，以編寫和繼承「珍寶」的「遺言」。
多種詮釋 還是有口難言？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除了中國學生和其他民眾因不滿巴黎和會的條款及民國政府取態，於5月4日舉行大型示威遊行外，還包括1919年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前者以民族主義作主調，強調「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後者更側重於引進歐美各式思潮，尤其重視「科學」與「民主」，以對抗帝制復辟、封建迷信、父權獨裁、舊體文學。於是，不同時地，由不同群體主辦的有關五四的紀念，取態各異、重點不一，自然不用驚訝。政權主辦的官方紀念往往高舉運動中狹義的「愛國」面向；各類左派政治力量自然樂意把焦點置於馬克思主義思潮及其影響；自由主義或女性主義者則更關心新文化運動中批判傳統道德教條、風俗習慣、父權專制。這種種差異，也許不難理解。
與五四的命運不同，30年前的八九民運，只能在中國大陸以外作公開紀念。然而跟五四類似，有關八九的紀念，焦點亦非單一。「民主」以外，愛國、反官倒腐敗、言論思想自由等訴求以至要求官方「平反六四」或「追究屠城責任」，對不同社群也意味着不同的重要性。
從今天回看，這些詮釋不一甚至相互競爭的紀念活動，在經歷了30至100年後，最終似乎仍未能為後世清晰地確立、繼承、延續和深化「民主」這「留給我們的珍寶」。五四「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口號逐漸被轉化為由政權主導的狹隘「愛國主義」，掏空了民眾不滿獨裁專政、復辟帝制者的管治無能領導無方的能量。而繼後有關「德」、「賽」兩位「先生」的論述，也愈來愈忽略人民自發而積極參與公共行動所蘊含的民主根本之意，同時亦流失了尊重事實、好奇尋真的科學精神。而八九六四之後的紀念，亦很快聚焦於討論「是否錯失了見好就收的機會」這類策略性問題，又或側重要求平反和追究責任等方向，結果也未能很好地釐清、延續、繼承和深化「民主先行者」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
這樣未如人意的結果，除了與壟斷及掌控大量文化資源的統治集團的取向有關外，大概亦反映了過去以至當代中港的傳統生活和語詞世界，並不特別有利於打造一個確認和繼承「民主」的參照框架，從而無法為我們留住這樣重要的經驗和記憶，抗拒統治集團收編改造、民眾集體遺忘。
打造「願景為中心」生活傳統和語詞世界
如果我們因缺乏傳統參照和合適語言，無法自信而準確地以「民主運動」去命名及言說五四和八九（以至當代香港的傘運），阻止統治集團扭曲收編，也就難以繼承前人或我們自身曾擁有的珍貴的民主經歷，那麼更大規模或更頻繁的紀念活動也容易流於形式，失卻根本意義。因此，紀念「民主運動」，除了需爭奪對運動主旨和內容的詮釋外，還包括重新建立一種有利於確認民主的傳統生活和語詞框架。
倘若民主的最基本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那麼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民眾百姓都願意、能夠並習慣於自主地想像、提出並切實追求理想生活。因此一個能孕育人們確認和承繼民主的傳統生活和語詞框架，建基的應更多是對生活願景的重視，而非只着眼於短視利益的策略計算。借用人類學者Arjun Appadurai的話，一種真正的民主政治，應能保育各種源自街頭、充滿能量，並有助老百姓建立一種連繫傳統、指向未來、能於日常困境中保持希望的生活態度和世界觀，而非建基於量化管理、排名比較的發展邏輯。前者重視的是一種鼓勵多元、強調質量的「可能性的倫理」（ethics of possibility）；後者則是一種埋首於數字——經濟增長率、土地供應、貧窮線、老年人口的界定——希望從中計算出「最優」的選項的「機率的倫理」（ethics of probability）。
能為我們留住「珍寶」的周年紀念，必須克服和超越錙銖必較的「機率倫理」，在新的社會脈絡下活化「數字管治」之外的民間生活傳統，繼承先輩留給我們豐富多元的珍貴歷史經驗，據此開拓有助我們理解過去、想像未來生活各種可能性的詞彙，叩問以下根本問題：前人留給我們的「民主」珍寶是什麼？為什麼對我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生活是重要的？民主運動的願景是什麼？它將為個人和社會集體開拓出什麼可能性？
5年前的雨傘運動，數以萬計民眾領受了長達79天佔領的公共參與經驗，並於隨後幾年繼續傘落社區、深耕民主，再加上運動當中和前後產生的各式有關民主的關鍵詞，「我要真普選」、「商議式民主」（D-Day）、「命運自主」、「民主自決」等，史無前例地開拓出有別於香港主流的多元生活傳統，並打造了一個新語詞世界的可能性，為書寫、接收、繼承、深化先輩為當代和未來留下的「民主珍寶」奠下基石，這大概是很值得認真紀念的。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