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 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另附兩篇兩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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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泛民總辭，能推動普選嗎？
2009-08-12 明報
政府即將進行政改諮詢，近日社民連提出「5 區總辭、變相公投」，引起各界激烈討論，令方案愈炒愈熱。
透過選舉，使全民就單一議題表態，以爭取民意突破政治困局，絕非新鮮事物。最擅長這策略的政治家，莫過於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
2005 年8 月， 小泉純一郎力推「郵政民營化」，法案雖獲眾議院通過，卻在參議院被民主黨及自民黨保守派聯手否決。小泉遂解散國會舉行大選，將選舉定調為「改革vs. 反改革」的公投，又派出名為「刺客」的知名候選人，狙擊反對他的自民黨議員。結果小泉派在選舉大獲全勝，成功控制國會大多數議席，落實「郵政民營化」法案。
公投無助推進政改
所謂「5 區總辭、變相公投」，其實建基同樣政治邏輯：透過全港補選，就2012 雙普選公投，以催谷民意迫使港府及北京讓步，盡早實行雙普選。
這套邏輯表面上言之成理，政治上更是理直氣壯，但套用在當今香港形勢，卻有不少問題。因為即使泛民能解決所有技術問題（協調人選、籌備經費、建制派又按劇本應戰等），變相公投亦無助推動普選進程。
首先，主流民意未必支持。巿民固然支持雙普選，但卻不急於一時，所以當中央制定2017 年普選時間表後，社會的務實派大多數即已收貨：中大民調顯示，超過六成人認為「2012 雖沒有普選，但2017 也可接受」。民主派必須認識到，主流港人在政制議題上，其實有很大的妥協性，貿然以公投方式與北京攤牌、硬推2012 普選，即使不會引起民意反彈，選舉氣氛也未必熾熱，泛民隨時自陷困境。
其次，中央不會輕易讓步。「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一向是中共的指導方針，即使泛民成功鼓動民意、高票贏得補選，難道北京就會修改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前在2012 年普選？難道中央會甘願受泛民脅迫、自毁執政權威？這並不符合北京的管治思維及手法，也脫離政治現實。
民主派應走上談判桌
今回政改討論，與過往諮詢的最大不同，在於2017 普選時間表。以往，香港民主化沒有清晰的時間、路線，民主派拒絕談判妥協，寧願站在道德高地、堅守政治原則，也許無可厚非。
但普選時間表制定後，最能夠推動民主進程，也最符合大多數港人意願的策略，便不再是政治動員、道德表述的舊路，而是走上談判桌，以政治協商方式，促使各方達成2012 政改共識：只要普選中途站方案獲通過，保守勢力便再難有藉口推遲2017 特首普選；否則一旦2012 政改難產，只會平白讓中央內部的強硬路線抬頭，以「不符合循序漸進」為理由拖延落實普選。
泛民領袖應明白，他們手上並非沒有談判籌碼：掌握政改否決權，加上歷次立會選舉都取得六成選票，已帶來談判實力，根本毋須再透過總辭公投、遊行上街，去重複爭取民眾授權。泛民應好好利用手上已有籌碼，在談判桌上為港人爭取一個最佳的2012 政改方案，才無愧於人民的付託。否則，泛民只會陷入「手持政治籌碼，卻不落場談判，回頭又動員民眾支持」的怪圈。何况總辭公投無實質作用，卻會加劇政治對立，對推動各方協商恐弊多於利。
事實上，假如民主派堅持強硬路線，反而可能出現另一種公投：泛民堅決否決2012 政改方案，主流民意反彈，特區政府援引《基本法》第50 條，以未能通過重要法案為由解散立法會，然後將選舉定調為「務實民主vs.死硬民主」，再派出大批「中間派」狙擊泛民。這是否不可能發生？
民主派有否這樣的戰略準備？
這一篇文章，相信會被部分人批評為「書生之見」，或者是「向北京當權者妥協」。但我相信香港社會的「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對今年的政改諮詢，大都抱有這樣的期盼：我們不急於求成，但也不希望再次原地踏步。
希望民主派三思而後行，不要讓推動普選進程的歷史機遇，再一次白白流走。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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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 ：「總辭公投」泛民可以贏什麼？
2009-08-11 明報
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 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 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 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 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 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 雙普選，而當07/08 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 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2012 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 區各辭1 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 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 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 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 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 「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 席贏4 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 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 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 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
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 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 仍在用2002 選特首和2004 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 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 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