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居住了將近三十年的屋苑，最近上了新聞版。說的是已有四十年歷史的美孚新邨，近日有居民為阻止地產商在區內一幅緊貼民居的土地興建口罩式屏風樓，不惜以血肉之軀阻擋工程車與吊臂開展工作。執筆之時，居民代表正在立法會外進行絕食，抗議政府沒有履行當年「以地換地」搬走石油氣庫的承諾，以及在沒有諮詢居民的情況下容許地產商興建屏風樓，並把使用中的行人路與馬路一併劃入地盤範圍。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後，抗爭者的中產身份，亦往往成為討論焦點之一。雖然中產上街抗議已非什麼新鮮事，但中產小業主群起反對地產霸權在香港還是鮮有所聞，尤其當抗爭發生在全港首個私人屋苑之內。
沿著這條線索去梳理美孚新邨的歷史，可得出這樣的圖像︰地產發展曾經是「中產」、「置業」、「安全感」三者的黏合劑，並成功將之銜接於政治保守陣營，但四十年過去，當地產仍以銳不可擋(或更凌厲)之勢把可以發展的都發展掉，卻引發了黏合劑的崩解。
1986年學者Sherry Rosen發表了關於美孚新邨的《小康之家調查研究》(原題︰Mei Foo Sun Chuen: Middle-Class Chinese Families in Transition)，指出彼時於美孚置業而冒起的中產對其他市民起了示範作用，建構了社會流動的想像。同時，屋苑的規劃與設計則潛移默化地形成彼時始出現的中產價值觀。例如大廈的鐵閘、警報系統等，都強調了私有財產與私域的重要性，並把居民圈在狹小的私人安全空間裏。生活在這般規劃的環境中，有別於相對開放的傳統社區，美孚居民不會熱中於建立社區網絡，甚至會害怕與陌生人一同乘搭電梯。從Rosen的研究結果可見，這個大型地產項目把「中產」、「置業」與「安全感」三者緊密黏合，並與地產發展、政府管治立於同一陣線。
但隨著時日過去，屋苑在比照之下慢慢經歷了妙微而複雜的變化。當持續的地產發展帶動周邊城堡式豪宅林立，美孚新邨亦從向上流動的象徵目標退位。於地產市場調整位置，它成為了上車盤的尚佳選擇，是新一代中產步向豪宅的中途跳板。然而與此同時，經過時間的累積，就筆者個人所見，美孚社區並非如Rosen所描繪的那般疏離。雖然居民同住於一座大廈仍可能形同陌路，但區內小舖、街市商販等總也聚結了多少社區網絡(且勿究其強弱)，較諸豪宅商場內的連鎖店購物模式，明顯多出一份街坊街里的社區歸屬感。
是次居民與發展商的爭端，則更明顯地為美孚中產與社區關係寫下新的意義。爭端暴露了大地產商與小業主之間地位之不平等、利益之不一致，後者的權益隨時可被前者之圖利犧牲掉；而在抗爭過程中，小業主亦深切體驗了政府(包括警察)坐視不理下求助無路的徬徨。重新確認自己的位置後，一眾小業主發現自己站到了政府與地產商的對立面。
這種轉變下，即使「中產」與「置業」依然牢固地互為定義，但置業則再不是「安全感」的基礎。相反，「置業」需要被捍衛，而捍衛的力量只能源自社區；這迫使小業主必須從狹小的私人空間走出來，與社區中人重新連結、凝聚力量。這裏召喚的其實是文化與價值的改變。
美孚居民的抗爭正在進行中，事件將如何演進仍屬未知之數。但假如地產商仍妄顧他人權益總要賺盡最後一個斗零，那麼，中產小業主與大地產商的爭戰，肯定只是個開端。
(刊信報2011.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