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話短說，就是要好好說說那個以小組討論形式以決定行動去向的模式。如果我沒理解錯誤，本土的源流在於組織「民主自治實驗」的嘗試，就是讓普通人直接、認真地感受「民主」，透過分組討論的方式去決定行動方向，儘量以共識取代投票，防止多數的暴政。歷史源流自然在於無政府主義的自治，這在外國運動亦相當普遍，比如說在西班牙的佔領廣場運動中，就有有群眾自發組成的人民議會管理一切，由防守到飲食都是大家一起決定。
我當晚是臨時拉夫的當了一晚facilitator（討論促生員）。其後有很多的疑問與困惑，但自警局回來以後，看到不少朋友對這種方式深表質疑，我也很想分享一些想法。
最基本反對論調，就是（這種）民主決策的方式並不適用於街頭的場面，理由是形勢太危急，沒理由還將時間花在討論上。更有一些朋友直接以戰場做類比，認為這相當可笑。
先不說他們的判斷是否有錯，但這種回應的方式與修辭卻是毫無意義。民主與效率之爭已經相當久遠。民主從來就比直接下決定來得慢，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只以沒有效率作批評未免是太順口的陳腔濫調。重點應該放在直接分析場景的細節，而非以口號或比喻去回應問題。
究竟當晚形勢有多危急？其實不怎麼。容我提出兩個觀察：第一，其實大部份的討論都沒有在受到任何催促，有朋友要發表意見，要作出詢問，都是有機會的；第二，從客觀環境上來說，警察給予的壓力非常少，有朋友初初還是有點害怕的（我的組內九成都是新朋友），但很快也就習慣了。一個沒有太大壓力的環境，足夠交換意見與討論的時間，這就不是成就民主的條件了嗎？
我不認為這兩點有多難看到。以上對於「街頭民主決策」的敵視，我以為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抗爭效果的不滿。事實上我們亦有做得很多不足的地方，無論是事前計劃，論述工作，動員……這些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戰略上我們或許亦有錯判，但我很懷疑這些到底與街頭民主的方式有多大關係。
除此以外，我認為亦有一部份源於我們對民主的貧泛想像：我們其實並不習慣在我們慣常認知的領域外去實行民主，甚或我們對於民主的理解已經與其本義割離。當我們說民主，根本離不開自由主義傳統，不是議會就是某些組織的內部會議或全民大會。而在別的領域，例如社區管治，例如街頭上，例如經濟──我們都不怎麼覺得需要民主──亦即尊重每一種意見然後嘗試揉合，相互思考與說服每一位，然後一起決策。筆者不是想說民主在甚麼場景都可以有效實施，但在任何的集體場景之中，我們都理應感到某種很基本的，民主的負擔──就是為了怎樣集體決策而不壓制個別意見，因此需要做的種種事情。這種心態應該經常存在。真正令人擔憂的是不少朋友不單反對這種街頭式的民主，而是沒有認可民主負擔的自覺。
我們常常說追求民主，那到底是怎樣的民主？那種將民主集中在政治（或更狹窄的議會與領導元首）的「民主制度」與「民主」的理念本身根本就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很明顯卻又為我們忽略的事實。事實上，民主從來都有兩個拉扯──一個是主權在民，由民眾管治的本義；而另一個卻是將民主侷限在某些人或領域的各種各樣的「民主制度」──在雅典的是男姓自由民，英國早期的則是擁有一定的財產，而現在的則是所有成年人，但在經濟，官僚、軍事等等層面「民主」都無法真正監管。所謂社會主義，固然強調著階級的破除，但亦同時意味著一種民主的全面發展。這種轉變，除了需要制度上的完全變革，還需要意識上的改動──其中就是理解到任何集體的活動都理應有民主的負擔。
我自己是第一次作facilitator，做得不怎麼好，在那些嘗試叫著陌生的朋友發言的時候，總感到無比的生硬與怪異──不單是指自己的感受，還有整個局面。我在那些感到光怪陸離的時候，舉目四望，就是見到一組又一組的人圍在一起，場面很是奇怪之餘，即使我無法完全投入，但我還是感到一股莫以明之的感動。而朋友們慢慢也熟稔起來，發言的次數也多了──雖然總有沉默的人。街頭動的雜亂，注定了某種事前協商很難處理整個事態與行動。而能夠讓我們選擇的，就只有某種如人民力量般的獨裁，以及對不少人來說難以理解的民主決策。除了真正嘗試一起決策的方式，又還有甚麼方法？而這種難解的根源，大家又有否想清楚是甚麼？真的是因為這個方法異常荒謬嗎？
我在想，如果堵路的策略如成效未盡人意，那最少大家有機會感受以致作這個最重要的學習。縱使這種方式有其很多的限制（會在下一篇提到），但其中的理念，以及可以破除的某些偏執，還是令筆者覺得當晚不虛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