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陳偉群博士﹝中﹞代表長春社出席監察大亞灣核電廠聯合組織記者會。
我給你說一個故事。從前，有個說故事的人，叫陳偉群，我叫他Dr. Chan。去年的嘉咸街街市節講座，陳博士說了一個關於嘉咸街的故事。其實也不太是個故事，就是政府收地發展，把嘉咸街劃入重建範圍，要市民搬走，市集搬遷──也就是，現在正在嘉咸街發生的事。
不過陳博士說的事，發生在一八四四年。陳博士當日圖文並荗的故事叫《第一個重建項目》，現在我只能根據他留下的簡報檔案來覆述了。話說香港開埠之初，市場自由蓬勃，不過這個「市場」是最質樸日常的街市。其中兩個分別叫上市（Upper Bazaar，或中市Middle Bazaar）和下市（Lower Bazaar，位處今日蘇杭街和文咸街一帶。），圍繞市集週圍住的都是華人。上市就在今日的嘉咸街一帶，有兩排舖頭，每個三十六乘十四尺，年租四元。一八四二年，殖民政府把這些土地賣出，都是真金白銀的交易，有白紙黑字的地契。但到了一八四三年，眼見大量華人和歐洲人湧入香港謀生，土地需求大增，殖民政府生起了收回上市地段的念頭，一是為了通過賣地增加收入，二是把在那裏居住的華人都趕去太平山住，免得華人四處散播傳染病，也把這個便利近海的優質地段留給殖民新貴，整頓和擴充維多利亞城。一八四四年，重建工程開動，政府在拍賣上市地皮之前的一星期，通知業主要在六個月之內交出物業。
歴史與當下的距離，咫尺天涯，尤其當歴史回歸當下，和當日常變成歴史的時候。到嘉咸街走一趟吧，自去年年底市建局開始收購物業，昔日川流不息的街市如今變得冷清，許多住宅人去樓空，街市販商們清閑得能在以前繁忙的下午六時吃下午茶。一百五十多年前，可有相同的情景，同樣有人走過，想像在當下與歷史的夾縫中如何自處？在經歷過天星皇后拆毁、舊區瘋狂重建和生命的稍縱即逝之後，我才知道平淡的日常原來脆弱如斯。三個星期前才在「關注城市規劃社區大聯盟」的會上見過擔任主持的陳博士，現在我只能把這些片段編成他的故事，his-story。陳博士，怎麼走得這麼匆匆？那天我才說過，你的新眼鏡很好看呀。你知道嗎，故事很難寫，關於你的，關於嘉咸街的。這個故事關於嘉咸街歷史的永劫回歸，但這次多了許多角色，縱然還是有許多歷史的過客和旁觀者，但也有許多人用盡各種方法打開故事的缺口，擠進歷史的既定事實，要改寫和延續這個故事。記得那次在一個關於灣仔舊區發展的論壇碰到陳博士，而他為了去「街市閃一閃」行動，竟然中途離開討論，還為此吃了我一記白眼。陳博士，那天你在街市揮舞的，是辣椒還是青瓜？
我還是繼續說吧，生命越過越短，故事卻能越寫越長。好了，天要下雨，政府要收地，不過當年的政府還未學會把自己雀巢鳩佔的行為叫作「保育」。一八四四年一月廿二日殖民政府賣出了數十幅地皮，但賣地通告只刊登在英文的政府公告上，於是無聲無息地，上市的華人業主們便失去了自己的家。他們到甚麼時候才知道自己將會無家可歸呢？是新業主來敲門的時候嗎？這很難說，不過翻一翻當年的資料，還真是待到賣地結束四個多月後，在五月四日，當時政府公報和報紙的混合體Friend of China and Government Gazette刊登了華人業主們的請願信和港督砵甸乍的回應。請願信被翻譯成英文，下款是「八十九個業主」。苦主們申訴，他們為了得到大英帝國庇蔭，在一八四二年來的香港，之後為了在市集扎根，傾家蕩產、債台高築也在所不計，而當年的尊貴的官員Mylius也體恤民生，讓他們在上市買地營生。但如今晴天霹靂，無家可歸但又身無分文，只好出此下策，跪求尊貴仁慈的長官大人閣下，恩準草民原地居留，繼續日常生活。
從來脆弱的都是日常，但偏偏那是生活的全部。當時的港督砵甸乍沒好氣地回應：唧係呢，各位手持的一八四二地契，從來都是臨時的，你不知道嗎？一八四二年，（中英）兩國尚在交戰，（南京）條約都未簽，連香港會否成為屬地也未知。拜託，請各位呢，多想想大英帝國的恩惠，我已經叫了成班官員同各位解釋，還不夠嗎？其它關於安置和賠償事宜，我會成立專責小組跟進。總之無得留低，各位無需再申訴。覺得耳熟嗎？對了，就像劉吳惠蘭回應市民保留天星碼頭的訴求時說的，「不要有遐想」。我開始明白為甚麼市建局把趕走居民、打散社區、推倒老建築留下一面牆再建幾幢數十層高樓的行為叫做，保育。從高地價政策到無視庶民生活，今日的香港政府在努力地傳承這個殖民傳統。不過，到底「傳承」和「保育」是有意識地對一些意義和價值及其載體（行為或實物）的思考、整理和維繫。但看看今日的官員口吻和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何其相似，對保育的討論仍然停留在「拆或留」的層面；而「發展」只等同於樓價、股票指數、建築高度的攀升而和文明的進程無關（人們讚嘆金字塔並不是因為其高度罷。）。這百多年來，我們從沒有進步。從一開始，人們的日常生活便一直受威脅，在制度裏沒有位置；而承托生活的文化，累積傳承的過程艱難而緩慢。
但縱使艱難和緩慢，只要還有說故事的人，古老的故事在每個被言說的當下總得以延續和更新，而又總有那麼一兩個聽故事的人會受到感召，要在現實裏演活角色，書寫故事。陳博士說了嘉咸街的故事，也讓這個未完的故事裏多了個說故事的人。回到陳博士說的故事。幾番波折之後，結果政府花錢削平太平山的土地，讓上市居民遷徙，同時免租五年，而受影響的「正當」人家可獲四十元的賠償。但事情並未完滿結束，因為覺得事情不應該如此發生的人不會就此罷休。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的Friend of China and Government Gazette的「社論」之類欄目又提起這個重建項目，末了還有這麼一句：「雖然，法律上，女皇陛下的代表們可收回島上怡和洋行以外任何一片土地和每一間房子，但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道德上，他們只比強盜稍好。」一百五十多年後，在乙城節講座「公共空間點至夠公？」，陳博士深深吸了一口氣，煞有介事地說，有一種DUPSURA 效應嚴重地破壞香港的公共空間，這個「DUPSURA」是一個很艱深的學術名詞，是關於近年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全稱是「De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by URA」（市建局拆毁都市公共空間）。每個時代都必有其哥利亞，可能叫做殖民者，可能叫市建局，所以故事的關鍵也許在於，有多少個大衛挑戰巨人。
故事說完了。這是一個關於嘉咸街的故事，和說這個故事的人的故事。每一個故事和說故事的人都密不可分，所以說故事從不徒勞；每多一個人說，故事便多了一個角色和可能。陳博士，也許有天有人說起嘉咸街的故事的時候，我們的角色會在故事裏再碰頭。願你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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