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思中 特刊足本
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結束後，論壇籌委起草了一份《原則性憲章》（Charter of principles），作為日後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指導方針。憲章的第二條指：
2)The World Social Forum at Porto Alegre was an event localised in time and place. From now on, in the certainty proclaimed at Porto Alegre that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t becomes a permanent process of seeking and building alternatives, which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events supporting it.
大意就是，社會論壇雖然有具體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但每年的社會論壇，以至社會論壇內的每場講座、論壇、工作坊、大遊行等，都不會是孤立和割裂的活動。在社會論壇組織方式的構想裡，它們都是一個持續過程的一部分，一個持續地發掘有別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生活方式的過程的一部分。
世界社會論壇的舉辦和構想，自有其社會運動走向國際團結的歷史淵源。而香港社會論壇於二零零六年底、即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後一年舉行，在概念和行動上可謂再多一重參照。反世貿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要搞下去，不會有很多異議；而一次比一次大規模的世界社會論壇（由二零零一年第一屆的一萬五千人左右，到二零零五年約十五萬人參與），其組織模式和目標當然亦有值得學習之處。問題只是，在香港這個具體的社會環境和氣氛裡，把去年的反世貿和舉辦了幾屆的世界社會論壇轉化/翻譯成一場香港社會論壇，可以為香港社運帶來甚麼？我們可以有甚麼合理的期望？這都是需要不亢不卑地面對的問題。
事實上，世界社會論壇的組織方式，已成為運動分子以至學院中人大量的研究、討論以至批評的對象。本文將粗略介紹外地對世界社會論壇的討論，亦訪問了香港社會論壇的組織者之一──職工盟幹事譚駿賢，嘗試回應社會論壇這種模式與香港推動反新自由主義的相容性問題。
是一個空間？行動者？還是一場運動？有分別嗎？
原則上，由2001年開始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是目標明確地希望打開一片開放的空間，讓所有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團體和個人，聚在一起商議、辯論、連結、交換經驗等等。它拒絕一種垂直的、由上而下的組織方式，故此《原則性憲章》亦規定，沒有任何人能以世界論壇的身份，提出任何意圖代表社會論壇所有參與者的立場或行動建議。這些要求是為了保障社會論壇能夠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建立另類社會組織方式這兩大前提上，堅持最大的開放性，為最大的可能性提供條件。
我們首先要問，社會論壇的具體目標應是甚麼，又應如何理解自身的功能？是要建立討論交流的空間，還是要成為一個行動單位，甚至一場運動？此中涉及不同的策略、資源、組織方式、領導角色等等。回顧現存關於社會論壇的討論，有人認為，若果堅持將社會論壇視為討論和交流的空間，效果上限制了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以零五年為例，在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吸引了十五萬人參加前來參與。這十五萬人當然構成了龐大的政治能量，但如何將之轉化為具體有效的改變力量，則肯定需要有意識的組織和策劃，亦即超越了把社會論壇視為一個純粹交流討論空間的視野。
也有意見認為，籌組論壇的秘書處自以為能遠離政府和政黨政治是癡人說夢。《no logo》作者naomi klein便批評零五年的阿雷格里回合被巴西工人黨總統羅拉「騎劫」（hijacked），而零六年在委內瑞拉卡拉卡斯舉行的社會論壇，不少論者嘲諷會場到處在熱賣總統查維斯的大頭汗衫。有批評指社會論壇所堅持的開放性流於形式，實質上是鼓勵財雄勢大的大型非政府組織﹝bingo﹞和智囊壟斷論壇。
其次，世界社會論壇自2001年首辦以來，不同地區便開始複製這種模式，把論壇本土化。過去幾年已先後出現了亞洲社會論壇、歐洲社會論壇、南非洲社會論壇；規模再小一級的印度社會論壇、07年首辦的美國社會論壇；地域範圍再小一級的利物浦社會論壇、波士頓社會論壇和香港社會論壇等。這種雨後春荀的狀況，一方面可視為社會論壇這種民主進程的勝利擴散，但也有論者認為，出現大量主題相似、規模不同的論壇，若缺乏議題上的整合和具體分工，則只會成為社運份子一年一度的大型節慶，對提出另類出路幫助不大。
值得一提的還有各種各樣的溝通問題，不單指是語言，亦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脈絡的溝通。在一篇評論零四年世界社會論壇孟買回合的文章中，作者提到各地參與者因政治脈絡不同而可能引起的溝通問題。舉例來說，法國——有別於德國和英國——為了保持工會的獨立性，工會與政黨的距離是不能踰越的；但在印度，則幾乎每個大政黨都有屬下的工會。作者打趣地說，印度的工會同志，如果希望與法國的同工交流和討論，最好做兩張入場證，一張寫自己工會的頭銜，一張寫政黨的頭銜。
論壇苛索迫人的處境
把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社運團體組織起來，在凡事講國際化的香港聽來理所當然，但世界社會論壇的興起卻非如此「自然」，而是有着很重要的國際政治和運動脈絡。話說二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令具形帝國瓦解，社會運動力量也彷彿退回各自的民族國家邊界裡去。不過，在七十年代末出現的新自由主義（當然新自由主義由甚麼時候開始，甚至它是否與以往的政經模式有性質上的分別，仍未有定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家在整個國際社會上的功能和角色。當一種從國家出發的政經觀點不如以往有效時，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也就需要重新思索如何回應；再加上1994年爆發的墨西哥查巴達解放革命，1999年西雅圖開始的反世貿示威，2003年的全球反戰浪潮，在在顯示出跨地域社會運動的必要性和威力。世界社會論壇可算是這個全球社會運動氣氛的一種回應或產物。
雖說世界社會論壇聲明不以大會身份發表任何決議或行動提議，但在零五年，包括學者和社運分子在內的一班參與者（包括撰寫《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Eduardo Galeano、「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Walden Bello、學者有Immanual Wallestein和Samir Amin 等等）自發聯署了一份阿雷格里港宣言（Porto Alegre Manifesto）。在十二點的宣言中，有七項是關於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金融經濟侵略，包括要求取消南方國家的債務、取消稅務天堂、爭取公平貿易、爭取徵收國際金融交易稅（即托賓稅）等。宣言象徵着，反對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各式侵略，已經成為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主題。
這也一定程度解釋了世界社會論壇為何多在發展中國家舉行──既確認這些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抗爭中的重要角色，也為了令更多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民間團體參加會議。畢竟，每年世界社會論壇的專題論壇、工作坊或其他非正式會議不計其數，根本不可能只由若干有能力的跨國非政府組織充撐場面，況且如果只有這批團體出席，論壇就會失去連結全球民間社運團體的功能。
由反世貿到社會論壇，在香港
回到香港。第一屆香港社會論壇以「超越『小政府，大市場』——共建經濟公義」為主題。由去年年底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到今年借用社會論壇的模式延續香港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我們應該對這次香港社會論壇有甚麼期望？帶著問題，筆者走訪了香港社會論壇的組織者之一──職工盟的譚駿賢。
他說，是在今年三月，當最後幾位韓國朋友都被釋放回韓國後，才正式有舉辦社會論壇的構想。「一方面是有朋友出席過幾屆世界社會論壇，認為這種組織本地民間團體的方式有可為；更重要的是，由開始籌備去年年底的反世貿活動，到韓國朋友回國，經歷了近兩年，我們都在想如何把運動延續下去，並以一種有本土視角的方式延續下去。」以本土化來延續運動的生命力，這是共識。他指出，「尤其是『自由』一字被徹底濫用的香港，你說反自由主義又好，新自由主義又好，真係比人鬧都有份。」
然而時機來了。特首曾蔭權早前召開了一場官蓋雲集的「經濟高峰會」，會後與記者答問時，提出「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作為香港經經濟發展的藍圖」。這番說話，譚駿賢認為是民間討論政府角色的一次重要時機。「既然在香港講新自由主義冇人知你講乜，借曾蔭權這番說話，討論香港政府對自身功能的理解，就是將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引入的一個適切的切入點」。他舉例說，政府在推銷銷售稅時，是與提供社會福利扣連的。政府一直以來——即使香港從未徵收銷售稅——都有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社會福利，若今天銷售稅成為了提供社會福利的先決條件，也就是看香港的總消費量能為政府提供多少稅收，才決定提供社會福利的多寡。那就像一個判決，正式宣告社會福利並不是被視為一種政府責任、一種要積極提供的政府服務。譚認為，這就是政府全面採納新自由主義後對政府責任的理解的一個徵兆。
問到他世界社會論壇的議題和其生成的社會大環境與香港的不完全一致，他會怎樣期望香港社會論壇的效果？他指出，雖然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是世界社會論壇的一大核心，但其覆蓋面遠不止於此。香港的組織者是希望將社運中不同範疇的朋友聚在一起，共同以反新自由主義為大鋼討論如何連結，如何合力建立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他舉例說，外傭的問題，和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問題，為甚麼不可以放在一起討論？公共房屋問題和私有化又是否沒關係呢？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去年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在反世貿時的大會口號是不無含糊的「抗議世貿」，譚駿賢也坦言，當時因為本地和海外團體對世貿的態度不盡相同，故大會口號只反映了很低很低的共識。對社會論壇的一個期望，便是讓不同團體能在討論中互相了解對新自由主義，反世貿等議題的看法。對於能否真的產生一個屬於香港民間團體的共識，他說：「意願上悲觀，行動上樂觀」。
樂觀與悲觀交雜，是因為他一方面看到香港社運界的組織動員氣氛和能力都不理想，一方面又見到近年有些如捍衛基層住屋聯盟的團體，放很多時間、很耐心做組織工作。他引述David Harvey的《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Harvey認為，美國在八十年代興起的外交單邊主義，是與美國人訴諸法庭爭取自身權益的趨勢同步。也就是說，美國在八十年代成為外交惡霸，與其國內的人放棄以集體和階級身份，而退縮在法院追求自身權益是同步的。訴諸法律的現象，譚駿賢認為香港絕對不陌生，甚至連工會都不例外。這才最需要警剔。
小結
上面一大堆對世界社會論壇的討論，與香港的關係似有還無。那些如會議太多太密、與會者的文化背景差異太大、鼓勵討論還是組織行動等問題，這些與活動組織方式相關的問題，在香港不一定相干。畢竟，這都是會議發展到一定規模才會出現的問題；而且一個理論上是全球齊集的論壇，放在小小的香港來辦，任務也理應有別。弔詭的是，世界社會論壇之所以在一片爭議聲中還可以繼續舉辦下去，和被視為對運動能夠起積極作用，便是一種在討論和行動、在包容和集中、在全球和在地問題上塵埃未定的實驗性。香港社會運動，就如譚駿賢所說，尚未形式成一種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共識，甚至還未成為一個共通的議程。我們希望，香港社會論壇和世界社會論壇的關係不應止於名字的挪用，而是深究這種形式和其效果之間有機的關係，並放回香港的具體社運氣氛和條件裡，或許這樣才能為本地及連結海外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創造一種新的方法和想像，真正成為持續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