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在6月至7月間，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逐漸演化成遍及各社區的遊行和不合作運動。政府未有積極回應市民訴求的局勢下，警察成為了政府與示威者之間的高牆，和平遊行後發生警民衝突幾乎無可避免。不少註冊社工遊走於警察與示威者之間，擔當緩和情緒、危機處理、被捕支援的角色。
基於社工的工作性質和專業人士身份，或許大部分人會認為他們的立場是偏向和平抗爭。但是波子（化名）是一名支持「以武制暴」的註冊社工，也是七一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之一。作為有可能面臨警方起訴的「高危一族」，他接受獨媒訪問時表示，現階段未有打算「流亡」。
正職做社工 抗爭場合擔任行動者角色
波子是一名90後，是經歷過2014年雨傘運動的一代，現時在一家社福機構擔任社工。無論是他的外表還是談吐，都像文人書生，不帶有憤怒青年的戾氣。他的收入穩定，衣食無憂，走上前線參與示威，是因為這六、七月間說到爛了但政府從無正面回應的「五大訴求」。
他隨身攜帶的一張註冊社工證，原本可以在示威場合大派用場，以擔當警察與市民之間的緩衝、照顧年輕示威者及處理突發危機。可是他認為，當衝突發生時，他走上最前線擔當行動者的角色的話，比起擔當社工角色更能發揮自己效用。因此他選擇戴上口罩和頭盔，與其他示威者並肩作戰，而不是掛上社工證。
訪問前，他用了接近兩小時到特賣場購買廉價背囊和衣物，又到五金舖購買裝備，以準備翌日的遊行示威。他所買的裝備和背囊都只會用一次，在每次行動結束後便即時丟棄。
曾參與佔領立法會 無印象留下多少指模
7月1日晚，示威者首次成功佔領立法會大樓，他們在會議廳即場宣讀《七一宣言》，成為了香港抗爭史上永誌難忘的一刻。
波子當晚緊隨人群進入立法會大樓後，見到有示威者在圖書館外寫上「不准破壞文物」的告示。事後不少人讚賞此舉是理性的表現，突顯了示威者並不是一群失去理智的「暴徒」。但是波子不以為然，「對於他們會這樣做，我是respect的，但我自己不會這樣做。」他認為文物也是死物，即使破壞了也不會對整個運動有影響。
佔領立法會翌日，警方派出鑑證專家進入大樓內撿取證物及套取指模。波子的女朋友一看到相關新聞，便立即轉發給他。兩人都曾進入過立法會大樓，因此當看到警方專業地搜證的模樣，有一種示威者的痕跡變得無所遁形的感覺，他們都驚慌了好幾天。
至今沒有警察找上他們，他們也就如常生活，繼續參與各區的示威。
主張「以武制暴」 「香港人太斯文、太克制」
在波子的字典中，是沒有「打不還手」這個詞語的。2016年的旺角騷亂，他稱為「魚蛋革命」，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磚頭的畫面震驚全港。波子認同他們的行為，不過在當時的香港來說，社會對於攻擊警察的行為，接受程度不高。如今香港人經歷了612衝突、713上水遊行和714沙田遊行後，不會就武力行為立即「割席」，又紛紛在網上打輿論戰、陳述前因後果，波子欣慰地道：「香港人終於醒覺了！」「香港人太斯文、太克制了！若果示威發生在貧困的國家，早就掟氣油彈了！」
他解釋，示威者的武力原則為「以武制暴」，「即是當警察向示威者使用武力時，我們便用相等的武力去應付；當他們使用更高武力時，我們也提升我們的武力。」可是，當雙方互相升級，會否擔心警方有一天會動用真槍實彈，甚至政府會引入解放軍、出動坦克呢？波子回應道：「全世界都注視著香港，若果政府要這樣做的話，它要付出很大的社會代價囉！」他又如何看雙方互相升級的過程中，有可能的人命犧牲？他只說：「是會死很多人的。」便沒有再說下去了。
7月13日晚上水遊行結束後，警方封鎖天橋並驅趕示威者，再度演變成激烈的警民衝突。期間波子見到有「落單」的便衣警察被數名示威者包圍，他立即衝上前，欲與示威者一同打該警察，但是「我在出手前，便卻步了」，轉為遠距離向警察投擲雜物。雖然他過不了出手毆打警察的心理關口，但是他認為，向警察投擲磚頭也是可接受的，「警察全身都有保護裝備，又有盾牌，對他們的傷害不會很大吧。」
波子也承認示威者所投擲的雜物有時會擊中警察旁邊的記者，甚至傷及其他示威者。他曾經狠狠地罵後方的示威者：「我說：你們掟嘢不是不可以，但是可否掟準啲啊？」
不擔心輿論轉向 取決於傳媒是否「割席」
當示威者傷害到的不再是建築物或死物，而是血肉之軀時，社會輿論上的撕裂再度湧現。示威者7月14日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圍毆「落單」警察的影片，在「藍絲」群組之間廣泛流傳，企圖拉攏本來同情年輕人和平示威的「淺藍」。
波子不擔心示威者攻擊警察的畫面會造成輿論的轉向，他深信只要傳媒不與示威者「割席」，客觀地報導警察的濫暴行為，即使示威者動武，市民也會站在示威者的一方。
況且，波子認為現場的勇武派並不會胡亂使用武力。他們會一起商討行動方向，只要方案是屬於可接受的範圍內，他們才會實行。波子說：「他們會考慮所使用的武力是否能有效達到目的，例如自焚便一定不在考慮之列。」
心存僥倖 暫未打算「流亡」
近日有報導指，部份曾參與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預料自己將面對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因此正向台灣尋求庇護。作為曾經踏入過立法會大樓的「高危人士」，波子現階段未有打算離開香港。
他直言自己心存僥倖心態，希望下一個被起訴的不會是他。警察一日未有追蹤到他，他便會繼續在香港生活。「況且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為何要走呢？」
流亡海外的人看似能夠保著有用之身，在國際社會間陳述香港的人權狀況和轉述香港人的聲音。事實上，在異地吶喊，為受著極權束縛的家鄉所帶來的實際效果，是有限和間接的。加上傳媒追趕新鮮事物，新一代的流亡人士出現後，上一代的便會被拋在後頭、逐漸被傳媒遺忘。當他們不再被鎂光燈包圍，回歸日常，他們便會發覺圍繞著他們的，是孤獨、無力感和身處異鄉的漂泊感。
若果有一日，波子不幸地被警察找上，繼而要進入這套難以令他們信服的司法程序時，那時還會否打算「流亡」呢？波子分析：「就像天秤的兩端，要秤一秤，在香港坐幾年監的無力程度，比起流亡異地的無力程度，哪一個較大。」他頓了頓後，再說：「況且自由也是重要的。」
記者最後追問，他的選擇會是如何時，波子終於不得不在腦海裡預想一次最壞的情況，「那……我都會選擇走嘅。」他最後緩緩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