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仲耀
六七暴動爆發，和文化大革命不無關係。文革歷時十年，中間出現過林彪出走，最後以四人幫被捕而告終。因此，要追究六七暴動的錯誤，人們很容易將之諉過於四人幫或者是林彪。但事實上，四人幫集團在一九六七年根本仍未形成。而至今仍然沒有多少證據林彪有直接過問過「反英抗暴」。那麼，我們應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在六七暴動那半年期間扮演的角色呢？
翻閱近年的相關文獻，我們可以找到兩種不同的見解。
六七研究先驅張家偉寫道：「新華分社負責人為何「陽奉陰違」，違背北京高層自五十年代以來的香港政策，以及文革爆發後周恩來及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傳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的指示……最具說服力的解釋是面對極左思潮狂飆的新華分社高層官員，為求自保而主動發起鬥爭，矛頭指向殖民政府，並在騷動中不斷煽動群眾。」（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頁7）。
但大陸的文革研究者余汝信卻直接指『周恩來領導了「反英抗暴」全過程』。（余汝信：《香港，1967》，頁276）
張家偉認為北京不希望在港發動大規模鬥爭，暴動出現是新華社（即中共香港工委）在文革氣氛下「陽奉陰違」的結果。但余汝信卻直指整件事是由周恩來領導，即不是下級違抗上級命令。究竟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說法？
有關周恩來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問題，余汝信的著作的著墨遠較張家偉的著作多。不過，余汝信也表明他不是這個領域的開拓者。早在1996年，曾在中國外交部西歐司港澳辦公室處理六七暴動的冉隆勃就以筆名「余長更」發表文章，題目為〈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後來這篇文章和其他相關文章被緝錄成一本叫《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的書籍當中，由明報出版社出版。在前人的基礎上，余汝信在《香港，1967》一書中列舉了十多個例子，足證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扮演了領導的角色。余汝信提出的例子包括以下幾項：
一、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給英方的聲明是由周批准的。該聲明的題目是「最緊急、最強烈抗議香港英國當局對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法西斯暴行」。
二、5月中北京舉行聲援香港鬥爭的示威和集會都是周恩來批准的。
三、在五月下旬，在周恩來指示下，外辦和外交部成立了一個領導/處理香港鬥爭的聯合辦公室。
四、6月3日《人民日報》那篇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是經周恩來修改後批准發表的。
五、8月北京民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前，外交部曾向英方發出限時照會。該限時照會也是由周恩來批准的。（但要強調的是，周恩來絕不同意火燒代辦處）
余長更和余汝信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些紀錄說明了在六七暴動期間，周恩來仍然主導著香港事務。換言之，六七暴動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新華社/香港工委自把自為。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有明顯的領導地位。
雖然周恩來的領導角色應沒有疑問，但他的判斷確曾與在香港領導群眾的新華社/港澳工委不一樣。例如周恩來不認同到港督府外貼大字報，也不同意在中國銀行大樓上安裝擴音器播放革命歌曲。6月10日，左派發動了公務員大罷工。到24日，聯合大罷工展開，周恩來本人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也表態支持這場大罷工。但其實到6月6日，周恩來就香港鬥爭作指示時，曾表明「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提出收回香港」。到7月10日，周恩來在聽取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廣東省軍管會主任）匯報時，仍然是反對長期罷工的。周恩來也說「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但七月中上旬正是香港左派開始放炸彈的時期。
由此可見，雖然周恩來支持甚至是領導香港的中共勢力發動大型鬥爭，卻不代表卻不代表他完全認同在地的鬥爭方式。周主張的鬥爭方式比香港所經歷的鬥爭方式溫和，也應是事實（也有資料說他曾阻止大陸的軍火輸港和在最後關頭阻止解放軍南下「解放」香港）。不過香港幹部做了一些周恩來不認同的事，卻未必一定是前者「陽奉陰違」。因為除了周恩來外，有沒有其他北京要人曾向港澳工委發過指示呢？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就說過，造反派領導姚登山曾放話予香港新華社，說中央文革要港澳工委爭取勝利。金堯如又指港澳工委一名副書記曾帶來來自江青的話：「敢把香港換新天」（金堯如這篇文章也被收錄於《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一書內）。
如果金堯如的記憶沒錯，那即是北京對香港鬥爭的取態有溫和的、有冒進的。但總體來說，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北京領導層都支持「反英抗暴」。如果金堯如的說法有錯漏，由於周恩來只是否定某些鬥爭方式而不是否定香港的鬥爭方向，香港左派的基本路線其實依然和北京主張的路線脗合，只是在具體鬥爭方法上做得比周恩來希望的更加冒進。事實上，最後香港左派鳴金收兵，也與周恩來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的介入有關。
去年底梁振英宣布棄選特首，再加上被視為「習系」的《成報》狠批包括張曉明在內的「亂港四人幫」，使不少港人開始循中共的派系鬥爭和北京與港共之間的矛盾這條路線去思考香港的前路。某些泛民人士對曾俊華的吹捧，或多或少都與此有關。但如果我們參考現時對六七暴動的研究成果，就會發現，就算北京同香港的中共系統在具體行動和操作上未必一致，但後者始終都是會緊緊跟隨前者指示的。
始終，一場勞資矛盾演變成為香港中共系統全面的反殖反帝鬥爭，沒有毛澤東搞出文革，沒有周恩來的准許，是不可能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