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沙治
適逢六七暴動五十週年，一齣叫《消失的檔案》的電影成為了話題作。導演羅恩惠花了數年時間拍成了這齣紀錄片，單是誠意也值得一看。若論電影的內容，最令人驚喜的大概是羅恩惠能找到吳荻舟（他在五十年代起負責中共的香港事務）的女兒吳輝受訪。
羅恩惠（左二）的〈消失的檔案〉，是回顧六七暴動的重要紀錄片。
作為一齣紀錄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不可能沒有立場。電影的結尾聚焦著羅孚、吳荻舟等人被黨審查、清算的下場。在筆者出席的那一場放映會，羅恩惠邀請了當年曾被關進摩星嶺集中營的前中共黨員劉文成做分享。當年曾經投入鬥爭的劉文成認為自己被中共利用。再加上片中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周恩來如何影響香港的鬥爭過程、大陸怎樣支持香港鬥爭的情況，可見導演主要想表達的是：六七暴動的罪魁禍首是中共，而且中共對它的支持者/黨員也是全不講道義的。對於這套說法，不是所有當年六七的參與者都會同意。因為這種說法所暗示的，就是參加鬥爭的左派民眾都只不過是中共的工具又或者是被蒙蔽的人。大概這也是一些當年的參與者對這齣電影極度不滿的原因。
在寫下去之前我想有兩點是要強調的。首先，不是只有羅恩惠被訪者才會覺得自己被中共利用。例如在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的歷史的分水嶺》一書中，作者就提到身為新蒲崗花人造花廠工潮中堅的蕭劍輝就對工聯會「害慘了」自己極度不滿。另外，如果我們看火石文化出版的《火樹飛花》和《傷城記》（有關這兩本書的介紹見另文），說左派系統在暴動結束後完全不理被捕者和參與抗爭者的生活也肯定不乎合現實。因為在這兩本書中，不少接受訪問的青年囚犯在出獄後都得到左派的支援。
今天的左派在提及六七時傾向強調六十年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但即使當時有階級和民族壓迫，六七暴動的形式來作反抗卻不是必然。所以，要理解六七暴動的爆發，是不可能忽略文革和北京/港澳工委的領導在暴動期間發揮的角色。
然而，像羅恩惠的那種描述也不是沒有盲點。如果今天我們說當年的左派民眾是被騙被利用被蒙蔽，當下的保守派也可以類似的邏輯說話。例如如果保守派說：「參加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的人是被佔中三子、雙學、本土派領袖洗腦和腦」，大家會有甚麼反應呢？你可能會反駁：「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的參加者是自發的，不像當年的左派民眾一樣是由組織發動的。」但這種反駁也不是沒有弱點。因為就算當年不少參與鬥爭的左派民眾是和中共系統有組織關係，但組織關係之所以能夠建立，不也是反映著他們對殖民統治的不滿和對「新中國」的認同嗎？而且嚴密組織的存在是否真的是壞事？五十年前，由於組織嚴密，左派系統搞鬥爭可收放自如。三年前，雨傘運動卻因為領袖和群眾沒有從屬和組織關係，令到運動不斷內耗也沒有明確方向。由此可見，有組織的鬥爭也有其優勝之處。
今天奇怪的現象是，就算仍然堅定認同中共的老左派，都認為六七暴動是中共虧欠了他們。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和《香港工運史》的周奕就曾說過六七是「北京欠下香港愛國同胞的債」（見《香港左派鬥爭史》第四版序言）。今天反共的指責中共遺棄/利用了自己的支持者；仍然堅定支持中共的則抱怨北京不敢認真面對當年的錯誤領導。這古怪的局面之所以出現，主因是中共本身不是一個民主政黨。在這個系統中，基層支持者無力影響上層的決定的權力，卻有配合上級領導的意志。所以當上級作出了錯誤指示後，基層的只能忠心地執行配合，而且在發現鬥爭策略嚴重錯誤後也沒有民主機制向領導問責。難怪不少左派支持者後來心灰意冷，後來甚至成為堅定的反共派。
將中共發動的六七暴動與反共的雨傘運動相提並論好像完全不合理。但五十年前又好，三年前又好，抗爭民眾不滿當權者、不滿現狀的情緒確有相同之處。在缺乏民主決策的機制下，中共系統中有權力的人利用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將文革式的鬥爭帶到香港，最後失敗收場。而在雨傘運動中，雖然不是沒有人想做好組織工作和引入民主決策機制，但當參與者在日常生活就缺乏組織生活的經驗，再加上反組織的所謂「拆大台」的風氣下，這場運動留給港人的到底是好的東西多還是壞的東西多，到今天仍然難有定案。
在佔領運動餘波尚在時重讀半世紀前六七暴動的種種，最有啟發性的或許是：在日後的抗爭中，應怎樣一方面建立堅固的組織，而又能貫徹民主決策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