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山愛好者登上獅山懸掛「我要真普選」條幅, 雖一縱即逝, 卻成了無數港人心中永恆的地標, 繼後更遍地開花。然而, 可能連登山者自己也並不察覺,其壯舉不只是雨傘運動的精神圖騰, 更儼然是一次新時代宣言。
有新必有舊, 那「獅子山下」精神相信大家早已耳熟能詳, 且以更宏觀的視點, 以類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角度切入理解, 相信或可參透兩個世代之間的分歧......
不能否定, 在港英時代, 英國人與香港人之間確有一條不成文的契約: 除了賺錢, 不談其他。簡而言之就是以經濟利益取代政治權利的「袋住先」妥協約定。那固然是首先確保了英國殖民統治的穩定, 亦在近大半個世紀動盪不安的中國政局中, 為港人謀得一處安身立命之所。所以, 五十後至七十後的幾代人, 的確是從港英政府的經濟放任政策下, 在艱難困阻中自力更生。於是, 港人在沒有民主, 但有自由和法治的條件下埋首經濟,走向國際, 成為了「東方之珠」。到了今天, 當中有些人已成專業精英, 甚至爬到高位成為權貴, 其餘的則散佈社會各階層。但不論富或貧, 這些人大部分仍緊記並恪守此一規條。
英國本是君主憲政、議會民主始祖, 卻未必有很大興趣給殖民地群眾補上此課, 全面推動整套英式民主, 免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而是很聰明地為他們設計了一條權力階梯: 聽話的小孩有糖吃。香港的很多富人或精英, 其大半生得以在權力圈打滚, 靠的就是這種唯唯諾諾、循規蹈舉的本領, 循序漸進地在權力階梯上一步步向上爬, 他們並以此為榮, 自覺一切皆靠自己努力所得, 認為這是一種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秩序, 當然會仇視一切挑戰他們信條的人。而港英政府於七、八十年代更開始大力推行「行政吸納政治」, 將這些人都納入成為行政架構之一員, 巧妙地令部分人亦自以為擁有了政治影響力, 令他們更心悅誠服。至於草根階層, 他們早已在權力階梯上被標籤為「失敗者」, 被困在社會底層, 只能認命。他們不再相信命運可以自主, 認為一切皆屬無聊, 所以同樣討厭、蔑視或妒忌任何鼓吹這種思想的人。惟獨是正向下沉的中產, 因處身夾縫中兩頭不到岸, 倒是最掙扎的一群。
而這種權力階梯的設計, 本來就非常切合中國儒家講求功能主義的階級結構。在儒家體系裡, 最痛恨「僭越」、「顛覆」、「謀反」......所以, 在坊間聽得最多對於反對派或年輕人的批評是「博出位」。這個「位」字正顯現了對社會地位規範的迷戀, 彷彿想在這條權力階梯以外尋求平等權利者就是靠搞破壞而謀上位, 是不道德的搞局者。至於另一組最常見的評語: 「邊個做都一樣啫!」「唔係佢仲有邊個做吖!」則因為殖民地在長期的「去政治化」過程中, 依然保持權力階梯與經濟發展運作暢順,令人民深信政治不關己事, 亦無法控制, 失去探索的動力。這種無力的冷感正是三十年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大阻力。
梁振英這代人,大部分都帶有這種時代烙印。所以他口中「公民提名會令政策向窮人傾斜」、「月入萬四元以下不該有提名權」等講法,正正是訴諸那一代已上位精英的集體心理恐懼。而所謂「沒有經濟貢獻的宗教界、體育界」則剖白了他們以何種標準來介定「社會地位」。諷刺地, 若干基層亦認同這種想法, 是因為他們已認定權力階梯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絕對支配性, 自己亦從未發展任何社會意識, 甚至鄙視自己所屬階層, 只抱著「揾得一日過一日」的心態。
所謂「獅子山下」精神, 是一種難民開墾新地的拼搏意識, 的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初為人津津樂道, 卻在踏入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地產炒賣熱潮中慢慢灰飛煙滅, 只留下一塊虛偽的道德招牌而已。貧富差距早已愈拉愈闊, 階級矛盾隨著地產霸權一併走向高峰。有別於過往,是這個權力階梯金字塔已經被上了岸的精英以高地價及資源壟斷「封頂」, 再沒有「才華加努力就能成功」的神話,只能靠炒賣或特權關係才能出頭。更甚的是,紅色資金與大陸人口的湧入,以至北京加強對自由與法治的侵蝕, 則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 早已處處埋下地雷。梁振英集團的倒行逆施, 不過是引爆炸彈而已。
今日的局面, 相當程度是當年這批精英一手促成, 但他們依然固我, 死抱特權, 妄想繼續以封閉式管治壓下年輕世代的反撲。若真要解決社會矛盾, 就得為社會重新立約, 讓香港真正進入盧梭的「契約論」時代: 權力歸於人民, 人民授權政府。北京也別再妄想在「人民」或「港人治港」的字眼裡玩偷換概念, 永遠以自己定義的「愛國高等港人」治港, 而是必須真正貫徹全民普選的整套標準。畢竟, 在可見將來, 無論中國大陸或新加坡, 都必將面對香港目前因政治封閉而經濟高速發展所造成的撕裂局面。随著教育程度提高, 知識加速傳播, 大時代的呼聲, 是無法壓下去的。
當「我要真普選」條幅在獅子山上隨風飄揚, 在海闊天空之間, 彷彿宣示了一個新時代契約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