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八月中旬，上訴庭就「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案」及「公民廣場案」進行刑期覆核，審訊過程與最終判決激起社會各方爭議。法官在審訊及判決期間主動推翻原審裁判官的事實裁定，偏離本應適用的法律原則，強行將抗爭者的行為定性為「客觀上暴力」，更引用《基本法》作為定罪理據，祭出「公共秩序」卻無視法治精神珍視的人權、自由價值。判決不但為香港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帶來不明朗的前路，也敲響了法治倒退的警號。
（一）審訊過程不公 判詞不合理限制公民權利
從判決中可見，上訴庭倒果為因，即使案中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們曾作任何暴力行為，卻以示威結果造成破壞及人身傷害為由，變相要求被告為其他示威者的行為負責。作出性質如此嚴重的事實指控，理應踐行正當刑事程序，但上訴庭在覆核程序中既未要求控方依嚴格標準舉證，亦未有給予被告人答辯機會，有不公平審訊之嫌。
另一方面，上訴庭作出裁決時，並無考慮到本案涉及的遊行示威權利。上訴庭稱「（被告）一旦僭越了法律所定下的限制，便立時喪失了法律給予他們行使那些權利的保障，並且必須承擔後果而受法律制裁」（92段），顯有錯誤。即使示威者沒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或破壞公共安寧等，政府機關以刑罰限制示威集會，自應符合相稱原則之要求。僅因集會屬非法進行即不予許可並處以嚴刑，顯然逾越必要的程度，與人權法保障人民集會示威自由的意旨相違。
歸根究底，上述也是法庭以阻嚇為重的量刑目標所致。法庭拒絕考慮示威者的政治動機，量刑考慮變相與黑社會「曬馬」刑責並無二致；法官更多次引用案情遠為嚴重的英國案例支持重判，卻忽略確立公民抗命為量刑考慮的其他英國案例。法官在缺乏事實基礎下，突然制定重判被告的量刑政策，是為不當亦不公。
（二）制度剝奪人民權力 爭取公義唯有抗命
今次判決不單止否定公民抗命的理念，更把公民抗命視為其中一個加刑理由。上訴庭於判詞指出：「對於任意牴觸法律還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不能過於寬鬆處理」。良好動機以往是減刑的因素，現在卻反其道而行。其實，公民抗命之核心，乃是抗爭者基於社會的公義及整體利益而始，以不服從政權命令（包括法律）及法庭抗辯的行動施加壓力，促使政府從善如流。當日抗爭者參與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集會及行動，正因爲香港的制度及法律無法實踐一種符合民主公義的規劃發展；參與公民廣場行動的抗爭者亦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制度一直停留在小圈子選舉，而人大「八・三人決定」更是進一步剝奪港人普選權利。此等原因最終迫使兩案的抗爭者要以公民抗命的手段來追求公義。上訴庭對公民抗命理念採取極為狹隘的判斷，卻故意對社會不公義視而不見，令人失望。
（三）沒有民主 何來法治？
法治精神，不純在於「有法可依」、「依法管治」，更在於守護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也約束公權力的界限，讓法律成為社會正義的基石。然而，誠如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所言，香港並沒有真正的「法治」，只有「類法治」，因為北京承接了專制的殖民地法律及政治體制，香港社會雖有殘存的言論及結社自由，卻無全面的公民及政治權利，部分限制公民權利的條例（如《公安條例》）仍植根於法律當中，成為今日特區政府檢控政治行動、打壓反對聲音的利器；即使司法制度獨立，但解釋及修改《基本法》的最終權力卻在北京手中，只要北京敢於收回《基本法》內的人權保障條文，又或政府重新啟動《二十三條》立法等，香港的「法治」必毀於專政，最終只能殘存於形式上、體度上之獨立，卻無法彰顯公民的自由及權利，成為威權政府的「依法管治」工具。
沒有民主，何來法治？香港的法治發展，必須與人權和民主並肩同行，在建立法治觀念的歷程當中，三者從來是脣齒相依。威權之下，人民不但沒有「話事權」，政權更會逐步收回各式權利——今日不容你「公民抗命」反對制度不公，明天不容你討論各種政治主張。在政府挪用《基本法》進行政治壓逼的趨勢之下，法庭不但引用《四十二條》成為定罪、剝奪集會、示威權利的工具，更可成為行政當局借助法庭打壓異見，褫奪議員議席及政治權利的法律依據。如果，我們不警惕政權口中的「法治」，甚至盲目相信司法獨立就必等同「法治」，香港只會逐漸步入只有法律而沒有法治的結局，法治必喪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沉默與無知當中。
（四）人民才是民主、法治的最後防線
在缺乏制約的威權管治下，法律不免淪為政權打壓異己的管治工具，「法治」也被簡化為「依法管治」，而非透過法律達至社會公平、公正與正義。特區政府屢次利用法律去達到其政治目的，不但褫奪民選議員資格、剝奪市民行使選舉及集會權利，更將異見者送入監牢，甚至恣意割讓香港法律管轄權。當政府不停破壞公民權利和法治制度，我們深信所有公民都有責任守護防線，公民團結更可作為法治的最後防線。唯有承接一眾在囚抗爭者的意志，堅持民主、自由、公義的追求，大聲疾呼社會不公，才能在威權時代下真正守護法治。
社會民主連線
香港眾志
人民力量
工黨
大專政改關注組
東北支援組
朱凱廸新西團隊
201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