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日來，香港人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連串的大規模民主抗爭行動，許多人都同意，抗爭方式與以往民主派的大有不同，故此，可說是一種新模式。也有不少人以已故的、香港出生的國際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名言"Be water"來作為新模式的識別。本文由此名言開始，再經對此言的來源——《老子》「上善若水」章（即第八章）的詮釋，說明新世代抗爭模式的特點，以及對此作出評論。
一、“Be water” 的解析
我們先看看李小龍原來的說話：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Bruce Lee: A Warrior's Journey, 2000)「保持空靈的心，無形、無狀，如水一般。
倒入杯中就成杯；
倒入瓶中就成瓶；
倒入茶壺中就成茶壺。
水可以流動，也可以衝擊。
親愛的朋友，如水一般的行動吧。」
（這段文字由筆者中譯。)
李小龍在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哲學系畢業，對中西哲學皆有認識。據他自己說，他青年時代之所以修讀哲學，是因為一直喜愛中國武術，想對後者的理論基礎有進一步的認識。故此，他曾專心研讀相關的中國哲學，特別是道家思想。他上面的名言，除了如上所說引伸《老子》第八章外（此章意義詳後），還有第十一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十一章）
老子以「無」象徵自由或不受限制之意，故以車輪、陶器及窗口的中空部分為喻，說明事物中有「無」，就可以靈活多變，體現自由、無限的道理。李小龍很了解老子的意思，故發揮其中陶器之喻，再配合「上善若水」章的水之喻，說明箇中道理。 以下，我們進而說明「上善若水」章的義理。原文為：
「8.1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8.2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8.3夫唯不爭，故無尤。」
（八章）
原章並無分節，為方便了解，筆者自行區分為三節（以8.1、8.2、8.3命名）。個人以為，本章通過水的比喻，說明人的最高善（上善），或即總德（可依《老子》全書，理解為自然、無為的人生境界），及其與七種殊德（居善地、心善淵等七種特殊或即具體價值）的關係。
在首節，老子因水有潤澤萬物（「善利萬物」，喻老子主張的自然）及向低處流動（「不爭」及「處眾人之所惡」，喻老子主張的無為）的特性，而將它比喻為人的最高善（「上善」，是價值的根源，也可稱為「總德」）。無為與自然，都是由道（宇宙最高存有，或即最高價值原則）所生，故近於道。這裏，自然是積極意義的自由，即人應依價值本性而行動；無為是消極意義的自由，即人不應依價值本性以外的事物而行動。兩者只是正、反面的入路不同，但都表示人類最重要的價值——自由（「自由」原意為自己為自己的原因，這裏指精神意義的自由，即人依於價值本性自己決定自己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決定）。
在次節，老子進而講七種殊德，即總德（自由價值）在現實上的七種主要表現。當中，總德與殊德的關係，有類後來孟子講善性與四端（仁、義、禮、智）的關係，總德是綜合地、理想地說價值，具普遍性與超越性；殊德則是分散地、現實地說價值，具特殊性與內在性。至於每種殊德的意思，筆者以為可重新組合作以下解讀：
居善地：靈活因應空間而實現自由
動善時：靈活因應時間而實現自由
事善能：靈活因應人才而實現自由
心善淵：靈活實現對己的自由
與善仁：靈活實現對人的自由
言善信：靈活實現人在社會中的自由
政善治：靈活實現人在政治中的自由
當中，最重要的，是要將七殊德提升到與總德，最後是與道相合的地步。因此，最後一節說「夫唯不爭，故無尤」。這裏的「不爭」，應與「無為」同義，所以此節可理解為將七殊德連繫總德和道，這樣它們才有價值和意義。否則一般講靈活地善用時間、空間、人才等等，不必有價值意義。如黑社會也可講靈活量才用人，但卻沒有價值，甚至是負價值。
二、香港民主抗爭新模式述評
(I) 新模式述要
港人民主抗爭的新模式，可以李小龍 “Be water” 的說法來理解，其主要意義，在於抗爭方法靈活變化、不拘一格，如水一般，無特定形式和形狀（可以是杯、瓶或茶壺的形式和形狀）和無特定形態（可以是一般流動，也可以是激流）。
筆者嘗試將新抗爭模式的特點，歸結為以下主要四方面：
1.「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模式：可理解為因人（如許多人遊行、少數人衝擊）、因時（如日頭較平和方式、晚上較進取方式）、因地（如九龍區首辦的大遊行，甚至各區有針對性主題的小遊行）等而異的、多元化的抗爭方法。
2. 嶄新的模式：例如各區設立連儂牆（以前只限於金鐘）、前所未有的不合作運動（如地鐵站內不合作運動）。
3. 無大台模式：不少抗爭者以為，傳統模式是有大台模式，指由大政黨（主要指泛民中如民主黨、公民黨等較大的政黨）或大政團（支聯會、民陣等規模較大的政團）支配或指揮抗爭；新模式則是不受大政黨或大政團支配或指揮。
4. 不排除勇武的模式：不少抗爭者以為，傳統模式太局限於「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但新模式則不受此限制（如以必要的武力捍衛示威者的防線）。
(II) 評論
依李小龍說法而說抗爭模式要靈活變化、不拘一格，是合理的說法，一般來說並無問題。不過，如前所說，李小龍是發揮老子的上善若水觀點的，而老子的觀點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義理，補充說明這些義理，應對港人抗爭有更大的裨益。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將 “Be water” 的說法提升到形而上（即經驗之上）的層面，而不只是經驗或現實意義的抗爭方法上的靈活變化、不拘一格。簡言之，就形而上層面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將抗爭提到總德，最後是道的層面，在現代，可理解為：民主抗爭，不單要符合民主、自由、人權等政治模式的國際標準，更要上提到價值的人性的基礎上去，即最後必須符合人的自由、自主性及有普遍的價值和意義，合乎人之常情和常理。
這樣，我們新檢驗上述四個主要新抗爭特點，明顯有其優點和合理之處：
1. 泛民主派與本土派以往抗爭上常有分歧，但今次可說是大融合，既有破紀錄的遊行人數（最多超過二百萬人），又不與遊行後少數人的衝擊切割，力量無與倫比。而各區前所未有的新遊行方式，如九龍區的大遊行，甚至各區有針對性的小遊行（如上水反水貨客、屯門反大媽霸佔公園等），令民主支持者的勢力空前壯大。
2. 連儂牆遍地開花、不合作運動此起彼落等等，足見抗爭方法層出不窮，政府與建制勢力難以招架。
3. 無大台模式，使領導人物若有若無；即使有人領導，也出現全新形象，如連登討論區的受歡迎留言者、一群群不知何者為頭領的年青人、個別區域的小領袖等等，這種模式能號召更多人出來抗爭，政府及反動派防不勝防。
4. 以前的勇武抗爭，容易流於空口講白話，但現在抗爭者眾，勇武抗爭得以落實。特別是眾多年青人，他們不畏警方的強大武裝，組成堅固的示威者防線，令示威者持久抗爭而不被警方輕易驅散。
不過，依吾人理性反思，新模式也有其不足之處，我們應有所戒慎。
其一，有少數人將無大台的模式看得較死板，認為抗爭不容許有領導。這種看法，一來不可能，因為若真的無任何領導，則不大可能有較大規模的抗爭出現，或者有的話也只出於偶然，或者抗爭流於一盤散沙。二來，若抗爭行動有違正義時，例如真的有民主支持者用無差別方式傷人作抗爭，則行動難以及時制止或修正。因此，筆者認為，不應將無大台模式理解為絕對沒有領導之意，而是依老子本義，無與有的精神並不對立（如《老子》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第十一章：「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故此領導可大可小，靈活變通而不抱於一格。另外，領導盡可能加強民主元素，令抗爭更能體現每位抗爭者的自由、自主性。
其二，所謂「勇武」抗爭，有人將其完全等同暴力抗爭，並將其與著重講理性與和平的傳統民主抗爭模式完全對立，認為這種抗爭已經無效，用暴力才可有效。這並非合理的看法，因為逃犯條例得以「壽終正寢」，與前所未有的眾多港人多次出來和平抗爭不能分割。另外，不必要的、無限制的暴力（例如建制勢力在元朗恐襲所作的反面示範），是與以「數人頭代替斫人頭」，即重視和平的民主政治相抵觸；故此，我們要加以警惕和嚴防，否則，民意很有可能逆反，而許多港人多時的努力，容易毀於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