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的一個有關香港人社區認同的一個研究，其中分析了受訪者對上一屆區議會選舉的看法。唯近日社會對區議會選舉十分關心，而出版日程未必能趕及在年底的選舉前完成，特別先把文章放在這兒分享，希望可以幫到各位有打算參選區議會的朋友。
研究所得重點如下：
1. 香港人有其社區生活和認同，不過較為隱藏，不易察覺。
2. 當社區面對危機和挑戰時，社區認同感會明顯上升。
3. 一般來說對區議員極為失望，但並非完全沒有期望。
4. 對區議會作為一個政治制度和其政治功能的理解有限。
5. 經常移居者對社區的情感相對疏離。
6. 網上地區群組對促進社區關注有積極作用。
研究資料來自「香港⽂文化指標計劃」，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李立峯教授對研究的支持，並感謝香港樹仁大學張少強教授對文稿的意見。當然，文稿的任何錯誤均僅由本人負責。
資料的時效有點舊，最近在安排希望能在「反送中」運動和年底的選舉前做一次更新調查。消息稍後再和大家分享。
香港各區居民的社區意識和參與
引言
自2014年佔領運動過後，香港政制改革裹足不前，不少評論認為回歸社區建設才是民主發展的出路，更有所謂「傘落社區」之說。如2015年成立的《社區公民約章》正是開宗明義提出「命運自主」應從社區開始，及後又有獨立媒體（香港）資助多份社區刊物的發行，同樣以促進社區參與作為爭取民主的進路。而在2015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當中，被傳媒稱為「傘兵」的候選人，即受佔領運動啟發而投身政治的非傳統政黨候選人，更成為了關注焦點。一時間，社區參與彷佛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詞。
從社區參與出發，社區的定義應有三種層面：地域上，它應為一有分享地理範圍或特徵的人口群組；脈絡上，此一人口群組應有一定程度的互為關聯；而行動上，則此一人口群組可自發組織介入相關事務，即使得社區成為集體政治力量。學術研究普遍認為當居民的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越高，則越有利於促進社區參與。 Chavis 及 Wandersman (1990) 就提出了個人的社區參與受三個可被社區意識動員的要素影響：對環境的理解、對社會關係的理解，以及對自身在社區中的控制和充權的理解。
回到香港的客觀環境，從上述的三點要素去看，香港人的社區意識和能動感均被受質疑，通過社區參與來促進民主運動不容樂觀。近年的新市鎮環境就被批評為著眼於方便通勤和購物，而忽略促進公民交流聚集和突顯社區特色。以將軍澳為例，每個地鐵站都發展了上蓋物業，周邊發展都以商場連結，街頭生活近乎絕跡，被批為典型「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睡房社區（陳惜姿，2004）。
從控制和充權的角度出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於2016年5月至6月進行了兩項意見調查，量度市民對自己社區的歸屬感及自覺對改變社區的影響力。結果發現雖然香港人的社區歸屬感不算低，但年輕人和高學歷人士特別對社區感到疏離和無力，甚至認為自己對香港整體的影響力比對社區的影響力還要高（黃偉豪、陳慧華，2015）。評論對此「無奈而又荒誕的現象」歸咎於現行區議會制度的不足，認為在欠缺實權的前提下，「即便年輕人滿腔熱血、知識分子充滿理想，也難以在社區發揮」 。
對此，曾任灣仔區議員的金佩瑋認為區議會在香港的社區發展當中起著「空匙餵飼 」的功能，即以各種施恩式社建製造依賴，以沒有為社區充權提供真正的養分（2016）。通過成立貌似民主卻不實踐社區充權的區議會，市民被「持續弱智化」，造就投訴主義和「不在我後院」的自私心態。而區議員的作用，則被矮化埋頭於蛇齋餅糭式收編政治，和在各種「舞台社區」活動（如交通安全嘉年華、消防安全嘉年華）中走過場（金佩瑋，2013）。
值得一提的，是區議會並非完全沒有實權。區議員常被誤認為只負責所屬小選區的日常事務，亦有「街坊保長」之說，實際上區議員的責任相當廣泛。各項地區以至影響整個社區的大型工程，都要得到區議會的支持才會提交立法會審議。近年來，不少區議會的地區工程以及地區活動的撥款，都被揭發獲得撥款者和各區議員本身有密切關係，招來利益輸送的質疑（審計署，2017）。以「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為例，不少區議會提出的項目都因為題目選取、設計、諮詢過程和利益衝突而受到廣泛批評。香港政府又經常把一些全港議題如政改或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提交各區區議會尋求支持，以圖在立法會以外另求民意認授。最後，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的一千二百人名額當中，有一百一十七人由區議員互選產生，足見區議會的政治地位。
居民對社區的無力感、區議會缺乏社區充權的實踐，和區議員實際上超越街坊服務的工作被忽視，以上三者之間有何關聯性以及有否可能突破，正是本文探討的主要課題。
研究方法
面對社區參與的潛力和在香港實踐的落差，本文探討社區意識在香港本身是否盛行，以及香港人對社區生活有何想像和追求。本文通過一系列來自香港各區居民的焦點小組討論，透過受訪者的社區經驗，對社區變遷的感受，對社區參與的理解和期望，以前他們眼中社區意識的內涵，採索社區建設在香港的困難和機會。
本文選用的研究資料來自「香港文化指標計劃」在2016年進行的焦點小組調查所得的研究發現。是次焦點小組調查，共有13個小組，每組人數5至8人。有12組的焦點小組是以受訪者所居住地點分組，從北至南分別為上水、天水圍、大埔、沙田（公屋）、沙田（私樓）、深水埗、秀茂坪、將軍澳、黃埔／海逸、西環、太古城，以及薄扶林／置富，受訪者必須在所屬社區居住於受訪前接連居住三年或以上。上述社區的選擇基於全港空間上的平均分配，並盡量覆蓋不同發展和社會及經濟背景的社區。另有一組則為「經常移居者」，即過去十年曾於最少三個社區居住，以作對應參照。所有受訪者均為18至70歲香港市民，能以廣州話溝通。
一般的焦點小組流程為受訪者先作自我介紹，並簡介對所屬社區的基本印象，然後討論對社區的喜好和不滿之處。及後討論會環繞社區近年的變化，以及受訪者期望或不期望預期將會發生的變化。受訪者也會被問及如何向別人介紹自己的社區，以及會否推介朋友遷進該區。最後，受訪者會被邀請分享他們在社區中曾參與的個人和群體活動，如何獲得社區信息，與區議員的互動經驗緣及對區議會的期望。
參加者發表的意見均以錄音紀錄，再變成逐字紀錄作為研究資料。為了保障個人私隱及受訪者應有的利益，所有人名或可供追查身分的資料均已隱去。
潛藏的社區生活
研究發現受訪者的社區意識往往並非來自社區本身有些什麼，而是受訪者有多容易離開該區。當受訪者介紹他們的社區時，首要主題一般圍繞當地交通是否便捷。不少受訪者均十分樂意分享當地前往香港各區的方式，受訪者之間也喜歡互相比較採用的通勤路線，並猶如運輸專家一樣議論各種交通工具的優劣。「方便」也成為了不少受訪者對所屬社區的認同感來源，認為交通便捷以及隨之而來各種生活所需的易達程度，能帶來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各個社區在客觀上的易達程度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太古城或是天水圍的居民均會以「方便」作為描述其社區優點的形容詞，儘管兩地和市中心的距離客觀上差距極遠。
受訪者以對外連結而非內在特色來描述所屬社區，是否對社區本身沒有歸屬感的表現，所以才會只重視如何可以離開該處？有個別的受訪者確實有此想法，認為所屬社區既沒有特色，也沒有其他人需要的設施，如稱「因為秀茂坪又沒得看戲、唱Ｋ，所有東西都沒有。好似人這樣說，不會叫朋友入來」（秀茂坪）。客觀來說，香港的娛樂消閒中心如旺角和銅鑼灣均位置城市的中心，對住在不同社區居民來說的易達程度相近，自然成為社交聚會的首選地點。反過來說，所屬社區能否便捷地到達這些地點，例如有沒有通宵小巴來往旺角，在社交生活上便顯得重要。
但這並不等於受訪者對所屬社區的內地特色一無所知。當進一步追問所屬社區的內在特色時，受訪者通常會說出一些相對普遍的形容詞，例如「舒服」，然後逐漸提出一些針對個別社區的觀察：
- 不喜歡夏天比別人熱幾度、冬天比別人凍幾度 （上水）
- 我喜歡天水圍平路多，不用行斜路 （天水圍）
- 沒幾間小店，而且最近可能大家都知道，沒有麥當勞了，然後吉之島也是 （太古城）
- 從前小時候住那方，樓下很多好像是黑社會的人（秀茂坪）
- 我們整個將軍澳的屋苑原來是一個碗來的，所以那些霧氣一潮濕起上來不能散（將軍澳）
- 我覺得深水埗很亂啦，有點不安全，因為我試過被別人跟蹤，試過被兩個人跟蹤，從始之後我都不敢晚上穿短褲出街（深水埗）
這些說法一方面指出了當地的一些客觀情況（例如上水不靠海，所以溫差較大；天水圍位處平原），同時也會滲入一些主觀理解（對於太古城這個中產社區來說，麥當勞和吉之島等低消費的店舖也算是「小店」）。
這些對所屬社區的認識和相關的認同感，在不同社區之間有明顯差異。首先，居住於新市鎮的受訪者的社區意識會比較重，即會比較多強調所居住的地方是一個社區，而且有其特點。這情況以居於沙田的受訪者最為明顯：
- 我覺得沙田的城市設計很好，就是它的居住環境，還有它都有商業區，除了少量工業區啦，城市的部份做得好好（沙田公屋）
- 早十年就已經聽過荃灣和沙田都是同時期開始發展的衞星城市……因為我之前常常去荃灣，感覺那些貨車整天會在荃灣市中心出現，係沙田不會有那麼多貨櫃車（沙田公屋）
沙田區的受訪者往往會把他們對沙田的喜愛訴諸其井條有序的城市規劃，並以此和市區或其他同期發展的新市鎮區分開。這些說法和港英政府對沙田作為香港城市規劃模範的稱訟十分敏合，亦曾有學者以「沙田價值」來總括城市規劃來推行馴化管治（鄧永城等，2007）。
社區內在佈局與社區認同的關係，在其他新市鎮也十分明顯。有一名從大埔遷到將軍澳的受訪者，就熱切地講解兩地的不同如何影響到他的歸屬感：
- 大埔有新有舊，將軍澳就整個都是新的。所以將軍澳是方便的，但是如果講有特色，將軍澳真的欠缺。因為大埔有個舊墟，舊墟有很多小販、細檔攤或者很有特色的東西，但將軍澳一見到就是商場。其實是方便，但如果我能再選擇，或者將來有機會，都想返大埔（將軍澳）
提到將軍澳，社會輿論往往會描述為香港其中一個最沒有特色的社區，並假定當地居民欠缺社區生活（例：文皓心，2017）。對此，有個別受訪者表示認同，稱「不太喜歡將軍澳的生活環境，因為太多樓宇，和太多商場」，有受訪者更認為「將軍澳就是純粹讓我睡覺的地方」，完全認同了「睡房社區」的說法。不過，也有受訪者認為將軍澳的「商場接商場」本身就是一個特色，值得他自豪，因為下雨的時候可以直接從地鐵站回家，「傘也不用打開」。
嚴格來說，香港每一個社區都一定會有其社區特色，只是有否被發現和認同。有同組受訪者就詳細列舉了將軍澳周邊的郊遊路線，例如「由井欄樹經過小夏威夷，走過來將軍澳，那條路很多人，因為那條路夏天比較靚，有水，你知道大拖細最好是可以玩水」，完全推翻了社會輿論視將軍澳為石屎森林的刻板印象。而在上水小組，當一眾受訪都表達「上水好悶」之後，同樣有個別受訪者提出異議，表示在梧桐河沿岸可以釣魚、踏單車和放風箏，十分有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區內居民認為有特色的事情和外來者未必一致。有深水埗受訪者就表示很抗拒區內個別知名食店每逢假日便會大排長龍，擠迫得使他反而不想到街上走。
危機與挑戰
儘管多數受訪者在小組討論開始的時候都沒有談及所屬社區的內在情況，卻不等於他們對社區狀況毫不關心。特別是當論及社區近年來有何改變或受到甚麼威脅，以及對未來發展有否憂慮時，討論隨即變得十分刺熱。這些憂慮通常都涉及外來者的增加，改變了社區環境，使受訪者感到原有生活模式受到威脅，甚至在社區中失去自主。
外來者的增加可通過不同形式出現。以西環和黃埔／海逸兩個小組為例，地鐵開通成為共同擔憂。西環小組的受訪者稱自從西港島綫興建以來，該區有大量的重建工程，而不少舊店也因為抵受不住租金增加的壓力而被迫搬遷。黃埔／海逸小組的受訪者同樣指出商場的店舖組合因為地鐵開通而重整，例如有店舖雖然最近才完成裝修，但因為鄰近未來地鐵站出入口而要遷離，讓業主可以「用盡那個位置」。對於很多受訪者來說，街景是社區生活的重要構成，而由於店舖結業觸碰到他們的兒時回憶，可以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社區情感。當外來人口不斷增加也會讓他們對社區感到陌生，並認為新搬進來的人不算是社區的一份子。例如說到西環近年的仕紳化，就有受訪者稱：
- 去南里啊……就變成完全是，我從前小時不是那樣的，現在變成好似蘭桂坊，好靚，靚到「嘩」那樣。（西環）
- 堅尼地城海旁那兒都變成像是花街那樣，即是都已經是一堆遊客來的。噢，不是遊客，我是指外國人。（西環）
- 現在那些舖頭，我不知道他們的目標是否是外國人多過本地人，即是不是本區住的街坊。因為例如堅尼地城、西環邨那邊，那些酒吧還是不知道什麼，那些賣外國食物果的餐廳啦 […] 他們的餐牌都是用英文的，但是如果我的婆婆或公公去到這些地方，是不會懂得看這些餐牌的，即是說他們其實的目標根本未不是我們，即是住在那一帶的街坊。（西環）
這些說法當然有其以偏概全的地方，近年來不少外籍人士遷到西環，其實也算是西環的居民，只是受訪者不一定把他們視為「街坊」。這種反應並非純粹出於排外，畢竟受訪者感到值得珍惜的店舖本身也可以是一家跨國企業。以西環小組為例，說到有什麼店舖是見證各受訪者的成長時，均不約而同地回答「山道麥當勞」。
相對於外籍人士，受訪者對內地旅客或移民在所屬社區的湧現則明顯地更被針對。外來者為內地旅客或移民的身分常常被突顯，而這點在各個受各跨境政策影響較深的社區特為明顯。而當說到內地旅客或移民的影響時，討論內容會轉得細緻，受訪者會特別願意仔細用各種方式描述不同場景來支持其觀點。
以上水為例，受訪者對水貨客的討論就遠比其他題目來的詳盡，例如會具體說明他們在公眾地方擺放物品的方式如何阻礙他人，如指「連單車路都已經全部霸佔」。他們又會主動講述相關的個人經歷和應付方法，例如在上水鐵路站下車時如何逆登車前往口岸的旅客離開車廂，就成為受訪者互相「交換心得」的題目。有受訪者繪形繪式地表示「一過五點鐘，我就叫我的女兒行後面，這樣一出去的話，我就用手擋住，我的女兒始終比較矮少嘛」。至於沙田區，受訪者特別重視新城市廣場從區內消費中心變成內地旅客消費熱點，而商場中亭音樂噴泉的拆除，更被受訪者視為沙田居民「失去」新城市廣場的指標事件。
除了水貨客和購物空間外，慣用語言也是一個受訪者用來描述社區危機的指標。有居所靠近香港大學宿舍的西環小組受訪者表示「從前多一點韓國人或者不同國籍的人，但係近十多幾年來就覺得在路上遇見的都是講普通話的同學」。另一方面，有上水和天水圍的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把聽到區內中小學的學生用普通話溝通視之為重要的社區變遷，而且視不同語言群體的出現為「不融洽的社區」的表現。
受訪者地內地旅客或移民的負面觀感，很容易會被擴展為對整個社區的負面觀感，或最少產生矛盾的感覺。有上水的受訪者認為內地移民的學位需求和水貨客帶來的環境開題已使他認為當地不再宜居。另一位上水的受訪者一方面指出上水郊區仍有幽美環境，「可以見到螢火蟲、可以踏單車」，卻同時又認為現在的上水最識合的就是內地來港炒房的有錢人。說到把投資和生活價值分開，有沙田私樓小組更斬釘截鐵的說沙田已變成一個「可以投資但不可以自住」的地方，因為覺得「已經不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然後又回到厭惡新城市廣場一帶人頭湧湧的討論。
對區議員失望
雖然從危機出發可見受訪者對社區狀況仍有一定關注，但背後表達的往往是無力感甚至放棄態度。以天水圍為例，就有受訪者表示對未來只有「除非有奇跡讓領展不搞我們的商場」的展望。受訪者既不認為自己可改變這些危機，也甚少會想到集體行動的可能。而區議員作為社區的代表，也不常是受訪者視為可以介入危機的途徑。有上水的受訪者直言「一是區議員幫不到我們，二是我們有問題的時候會向身邊的人吐苦水，或者在社交媒體埋怨，未必真的從立法或修例的途徑去實質改變這件事，最後淪於消消氣，但也未消透，不過都無辦法，即是一種無奈的接受。」
說到對區議員的印象，有受訪者感到模糊，如說「我住了很多年，都感受不到區議員的存在」（深水埗）。能說出事例的受訪者，先提到的一般都較負面，如認為他們做事都是基於選票考量，在社區大少事務當中不見得能發揮與別不同的影響力。有上水的受訪者稱「我如果不是選舉的時候就永遠見不到他們，正常不會在這兒拉票、跟你在門口鞠躬、講早晨，基本上正常時間是見不到他的」。對於區議員只顧選舉的不滿，有秀茂坪受訪者更氣憤表示「選舉前會來敲一下門，看看廁所有沒有漏水，好似（廁所在）選舉前才會漏水的，選舉後就不會漏」。
對於區議員發表的工作表現匯報，不少受訪者對「成功爭取」等的說法氾濫反感。有天水園的受訪者表示其區議員曾在單張中列出各樣政績，原來大多數都只是就個別問題「與管理處跟進」，該受訪者埋怨「我也可以啦，只不過是寫封信而已，有多困難？」又有大埔的受訪者對區議員爭取機場巴士服務本來表示欣賞，但同時提到該路線的班次十分之少，感到所謂的爭取成功與否似乎是「沒有固定標準」可言。
總的來說，雖然多數受訪者能說出當區區議員為何人，期望卻一般都十分之低，認為只有在社區聯宜活動或是選舉期間才會見到他們出現。受訪者差不多完全忽視區議員的政治工作，對他們以「蛇齋餅糉」來攏絡選民也表示無奈接受，甚至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
以一些資助房屋較多的社區為例，對區議員的要求往往集中於街坊服務。例如有秀茂坪的受訪者稱「你能基本照顧到那些老人家，量血、磅重呀，只是和老人家聊天他們已經很開心的了。如果他肯做這些，我自己都可接受」。有大埔的受訪者則直言他眼中的區議員工作就是「什麼拍照十元一份那些，即是為居民便利的東西」。受訪者也理解到提供這些服務往往涉及組織資源，所以區議員的服務有多好就要「看他那個黨派究竟是不是有錢去做這些事，是不是有任何建樹就視視乎他投擲幾多資源進去」（天水圍）。
上述現象加強了受訪者對區議會的無力感。有沙田公屋小組的受訪者表示即使是人民力量的區議員也不能表現激進，「地區政策就是幫你拍學生照，這是不能變的」。同組另一位受訪者稱他的選區有新民黨和民主黨競爭，但他覺得「兩個都投不下手」，因為「其實泛民都係蛇齋餅糉，大家都係蛇齋餅粽」。對此，他進一步引伸稱區議員質素低劣是選民自己做成的，因為「市民質素不好的時候，你不要好期望區議員的質素會好」。
而在各小組當中對區議員期望最低的受訪者，就是當區區議員為自動當選者。他們一般會說「沒有投票，因為沒有機會投票」，然後就不再於區議員和社區參與的討論環節發言了。
期望區議會改變
儘管受訪者對區議只的期望普遍十分之低，但經深入討論後仍會表達希望區議會能有所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居於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地區的受訪者，對區議員的期望會略為多一點，儘管他們未必能說不清他們的具體期望是什麼。
最低限度的改變，是想見到區議員本身的個人質素提升。有太古城的受訪者直言：「會覺得你來宣傳但你字又讀錯串錯，那麼你怎樣幫我們呢？你要怎樣代表我們呢？」也有受訪者強調自己不喜歡區議員只做街坊聯誼的工作：「其實我覺得他也不用真的每日都要站出來，好似紙板公仔那般，但起碼你做的事是會真的以街坊為先」（西環）。不過說到怎樣才算「街坊為先」，討論則往往會變得十分抽象。有受訪者會希望區議員有領導力和遠見，要表現得「積極多點，因為整個社區我覺得應該由他們開始帶動」（天水圍）。也有受訪者選擇訴於情感，認為「我希望個區議員是愛大埔這個社區的」（大埔）。
受訪者渴望改變卻又未能說清想得到什麼改變的情況，在黃埔／海逸小組特為明顯。於二零一五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於佔領運動後成立的政治組織青年新政，派出兩名分別是二十四歲和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出選黃埔東和黃埔西選區，挑戰建制派政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創黨成員梁美芬，以及由一九九四年起連任五屆，和梁美芬一樣同屬西九新動力的劉偉榮。在討論中，有受訪者這樣總結他在該次選舉中的取態：
黃埔這個地方，過去的議員其實都做得太久了，為大家可能爭取到的事，或者他做的事都已經好公式化，甚至乎沒什麼新的東西可以給我們。這樣我覺得有個新的人來，不論她可能從政經驗比較輕，我希望她會帶一些不同的看法給我們。不論她那個黨的背景是什麼，其實說真的，個個黨背後都是污穢的。我看區議員就是做好我們自己社區的事，這樣我就不會理她背後有什麼政治背景。我只是覺得一個後生女，新的思維，或者佢背後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理念，可以給到一個新的衝擊我們。其實我最緊要是「新」，只是幾年而已，對不對？不好的話，下年就選第二個，再選以前那一個。（黃埔／海逸）
儘管這次選舉被視為是佔領運動後的「傘後組織」和建制派政黨的對決，但對這位受訪者來說政黨背景對區議員的工作並不重要，甚至認為所有政黨都是「污穢」的。他只要求參選人是新人就可以了，即使他也說不出她是否真的有新的理念，並承認只是為一個可能的改變投票。
回到上文提及的社區危機，也有個別的受訪者會希望區議員能更積極地協助居民應對挑戰。例如在西環小組就有受訪者認為他們理想中的區議可以協助他們回應社區規劃（如酒店進駐），又有沙田私樓小組不滿區議員未能在大廈維修圍標等問題中提供幫助。其他受訪者的訴求則相對空泛，如上文提到的「積極一點」或「愛這個社區」等。至於能對區議員提出更宏觀的要求，如注意到各區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流弊，希望區議會撥款不被利益輸送控制，甚至希望區議員「對於這個地區之外還對香港整體有貢獻」（太古城）的想法，在受訪者之間近乎絕無僅有。
未能把區議員的角色拉闊至小選區的街坊服務以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居民所認同的社區在地理範圍上和政府定義下十八個區議會的範圍並不敏合。以黃埔／海逸小組為例，沒有一位受訪者認同自己住在九龍城，儘管從行政劃分上黃埔和海逸屬於九龍城區。有受訪者清晰否定自己住在九龍城區，稱「不是，我覺得我在紅磡區」，強調自己「和九龍城無關」。又有另一位附和說「最多講紅磡，具體點會講黃埔」，並指出他寄信的時候不會寫「九龍城」在地址欄上，而只會寫「九龍」、「九龍黃埔」或「九龍紅磡」。奇怪的是這些受訪者並非沒有意識到外在定義的地區界線存在，有受訪者在拒絕認同屬於九龍城的同時，又會主動多加一句「最多是九龍西選民」。
經常移居者的疏離感
研究另設一個由過去十年曾於最少三個社區居住的「經常移居」受訪者組成的小組，以作對應參照。由於這些受訪者在每個社區居住的時間都較短，未能如其他組別一樣能提出他們對社區變遷的觀察。這並不是說他們對所住的地方就沒有感覺，而是他們較常會把當地的情況視之為本來就存在的特色。如果他們對這些特色有所不滿，他們會先想到自己作為移居者的背景，而非該社區是否正經歷轉變或挑戰。而由於他們在遷入前已前該區的情況有一定印象，對遷入後的負面經驗也較能接受。例如有居於日出康城的受訪者提到交通和堆填區氣味時，就表示情況比他想像中要好。他也指出遷入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樓價較可負擔，於是期望也相對較低。
此外，此組受訪者每當談到個別社區的問題時，很容易會將之擴展為全港性問題的議論。例如當有馬鞍山和將軍澳的居民提到他們的住處附近欠缺酒吧時，討論很快便轉變成全港性的城市發展現象議論，如新市鎮的城市規劃不如市區一樣新舊交替，所以才會欠缺酒吧。即使談到一些明顯和區議會相關的設施，如公園和避雨亭等，討論也很快變成公共空間管理和公民質素的議論，而不會談及自己和這些設施的關係，更不會論及他們會否向社區代表反映意見。
此組相對淡薄的社區意識，也體現在他們對未來會否再度移居的想像。他們會把居住社區的選擇和生活狀態扣連，例如為子女入學計劃而選擇較好的校區，沒有養兒育女計劃的則會考慮當地是否方便上班或娛樂，以及收入能否負擔在該區居住。
按二零一六年中期人口普查所得，香港有10.6%的人口曾於過去五年來曾作內部遷移（即跨區、跨新市鎮，或新市鎮與區內其他地方之間的遷移）。這些人的社區意識是否比在社區中長期定居者較弱，或是否較少通過直接參與來解決社區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
網上群組：社區參與的出路？
儘管如前文所述一般受訪者對社區參與的期望甚低，但也有案例顯示當居民互動融入日常生活，受訪者的社區意識會明顯提高。例如於薄扶林／置富小組中，就有受訪者可以如數家珍般介紹區內各業主立案法團和居民協會之間的人物關係，以及對二零一五年區議會選舉的影響。這些通過親身接觸來認識和介入社區事務的受訪者為絕對少數，不過近年來網上社交媒體興起的地區討論群組，卻讓不少受訪者找到居民互動和信息交流的新模式。
在各小組討論中，如果有受訪者參與社交媒體的地區討論群組的話，往往會很主動的分享他們在這些群組中的見聞。大埔小組的受訪者就提到不少在群組上的親身經驗，例如在路上拾到手提電話後成功在群組中找回物主，或堵車時在群組尋找擠塞原因等。他們在地區討論群組討論的話題一般都傾向和日常生活相關，如有天水圍和黃埔／海逸的受訪者提到在各自的群組和其他街坊分享何處有新開張的食肆等鄰舍信息。有西環小姐的受訪者提到這些地區討論群組帶來的現實互動，例如街坊可以通過群組交換二手日用品，並稱群組為「一個互助的組織」。總體來說，有參與這些地區討論群組的受訪者明顯比沒有參與的更具有社區意識，也意識到是群組使得他們更關心社區事務。
本研究發現香港的社區參與似乎處於一個被壓抑的狀態。表面看來，受訪者的社區意識並不強烈，不會主動強調他們對所屬社區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但進一步的討論顯示他們對所屬社區並非毫無感情，特別是面對變化和挑戰時可表現得相當著緊。不過，這種感情沒有被轉化成有系統的社區參與，因為區議會原有促進社區參與的功能不被重視，而後面又涉及到對區議員功能和工作的不理解和延伸出來的無力感。不過，反過來看，促進居民互動和信息交流應能突破這些社區參與的障礙。而隨著社交媒體的地區討論群組變得越來越受歡迎，一種新模式的社區參與或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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