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發表1周年
2002-04-02
作者∶駱靜山
（一）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和批判傳統
人類有了對正義和理想的追求和終極關懷，就會産生具有深沈內蘊的憂患意識。深重的憂患意識主要體現在知識份子身上。他們“憂道不憂貧”的情懷，及由此産生的救世精神，構成人類文化傳統的重要組織部份。
範曄在《後漢書》中說∶“憂深思遠，君子之精”。古人認爲《六經》皆憂患之書，因爲它們無不流露深重悠遠的憂思。諸子百家皆“蒿目而憂世之患”，深刻的憂患意識成爲他們創造和傳播文化的內在動力。
儒家的憂患意識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把憂國、憂民、憂天下的悲情化爲一股改變不良社會風氣的道義力量，目的是要締造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大同世界。這種伴隨周代人文精神的萌發而産生的憂患意識，一直潛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層，普遍存在於傳統思想和藝術之中。
傳統的知識份子都有“位卑不敢忘憂國”的情操。例如在山東濰縣做知縣的鄭板橋，便在1首題詩裏展現了悲天憫人的襟懷。他寫道∶“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 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1959年田家英在廬山漫步時也題了1首反映相同情懷的對聯，他寫道∶“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萌發憂患意識的主要根源是天下無道或社會危機，因此知識份子的奮鬥往往同政治抗爭和社會批判分不開。他們的抗議精神和批判態度常常使他們與權勢集團及其依附者處於緊張關係之中，因而付出重大代價。
實際上，憂患意識與批判精神是一個文化傳統的兩面。有了憂患意識而缺乏批判現實的精神，知識份子只能退隱而不能進取。
過去知識份子對現狀強有力的批判，形成了爲當道所畏懼的“清議”。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他們都曾經透過“清議”，發揮了道德制裁的作用。今天的知識份子雖然被排擠到歷史舞臺的邊緣，聲音越來越微弱，然而只要團結起來，重建批判傳統和獨立思想，他們還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
（二）《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的意義
《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發表前夕，我剛從北京遊學回來，來不及對主要內容提出個人的意見。雖則如此，我還是通過傳真簽署了這項宣言；因爲它的發表是馬華知 識界的創舉，基本精神符合我所擁抱的文化傳統。無論如何，知識人集體表達對現狀的不滿，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我自然樂於參與。
宣言發表後，有贊有彈，自在預料之中，善意的批評，所有的簽署人都應該接受。24名簽署人散居馬新港臺各地，要達致共識，聯合發表這樣的宣言並不容易，大家都以識大體而不拘小節的態度來簽署這項宣言，如果宣言不夠嚴謹，大家只有通過後繼行動加以補救。
目睹華社面臨終極關懷失落的精神危機，以及日益嚴重的領導危機，一群知識人本著傳統的憂患意識，以群體的力量公開糾彈現狀，原是履行我們應盡的社會義務。希望有識之士能夠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這項宣言，我們非常重視他們的反應。
當前的精神處境爲知識人帶來孤獨、焦慮和無力的感覺。前述宣言的發表顯示大家聲應氣求，能夠擺脫“荷戟獨彷徨”的困境。
（三）大馬知識份子和公共空間的困局
知識份子是精神文明的載體，終極關懷就是精神文明的核心。然而人類的精神文明在物質文明的偉大成就面前已經衰微了。終極關懷失落以後，知識份子的角色早已邊緣化。他們宛如岩縫中的小草，難以茁壯成長。
時下華人文化呈現一片虛浮現象，它失卻了本能昇華，指向未來的超越意義，被完全整合於社會和政治現實之中，缺乏自我矯正的機制，而不斷受到扭曲，以至失掉固有的風格。
多年來華團邀請了許多國際學術明星來宣揚早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打倒的玄學，罕有獎勵本土學者從事對當前重大問題的研究，最壞的是有意或無意地抹殺他們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果華團不尊重本土知識份子，不鼓勵人類較高的精神活動，它不能期望獲得知識份子的支援。
誠然，現代化開闢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華裔知識份子被遺棄在兩者的邊界。進不能出仕，退不能歸耕，大家逐漸找不到自己真實的歷史位置。不過我相信這是歷史過渡期的現象，當人類要重建精神文明的殿堂時，知識份子必定能夠回到歷史舞臺的中央。
在權力分散的國度，衆多知識菁英都有機會參與國家決策和統治。他們通過各種智庫而對國家社會施加影響，使菁英集團和權力中心處於平衡的狀態。
由於國情特殊，大馬棄絕了西方的民主模式。我國民主的廣度和深度都無法同西方相比。10多年來政府權威的不斷擴大和各種各樣受制於政府的活動的增加，大大地壓縮了知識份子所能活動的公共空間，不斷削弱了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使他們採取消極的態度。
除了政治壓力之外，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工具理性和文化工業的商品邏輯，從不同的側面包圍著知識份子，力圖把他們驅入廣泛分工制下的專業領域和庸俗的大衆文化市場，抽離他們的超越追求和來自優良傳統的精神資源。
大馬知識份子一直面臨入世與遁世，從道與附勢，外圓與內方，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困局。只有對意理的執著，不以個人的榮枯爲念，才能使他們保持原來的身份。
（四）如何開拓馬華文化的空間
早在1981年，我便在《文道》月刊的1篇文章裏說道∶“在一切文化生活中，學術研究是居於主導地位的。沒有學術思想的引導，一切文化教育的活動不但會變得膚淺、庸俗和雜亂無章，脫離時代精神，而且也會失去它們的方向。”
我又說∶“在我們這一片文化沙漠上，沒有潺潺的流水，因此長不出香花和秀草，只有偶爾出現的胡苔和仙人掌。追根究底，這是因爲我們缺少一個真正的學術界或 文化界──一個具有創造力和能夠産生一股思想潮流的學術界或文化界，可以給我們的教育、文化和藝術提供有力的批評，使我們的文化活動有簡單的標準和依 從。”
我的意思是說，開拓知識份子的空間，必須師出有名。如果能夠高舉“學術救族”的大旗，號召人文知識份子在這面旗幟下團結起來，共同爲一個高尚的目標而奮鬥，我們就能名正言順的開拓屬於自己的空間。
今天大馬華人社會正處於一個轉型期。我們面臨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或教育的，都非常錯綜複雜，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這種種艱難 的問題，都需要從學術上去作冷靜的、深入的、全面的調查、研究和分析，以便把實際的情況、形勢及一切行動的可能後果告訴我們的同胞。並且進一步根據收集的 資料，經過科學的分析，厘訂可行的方案交給社團和政治領袖去考慮，使他們知道我們能夠做到的是甚麽，必須優先去做的又是甚麽。我想這應該是消除華人社會意 見分歧和解決華社領導危機的一個實際的辦法。
歷史告訴我們，開拓文化空間最有效的辦法是發起文化或社會運動。要發起和領導這樣的運動，知識界必須凝聚足夠的力量，經過長期的醞釀，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
在有能力發起任何運動以前，具有人文激情和歷史使命感的知識份子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找出共同的話語，行動上力求一致，思想上保持獨立、不依附權勢集團，大家只有懷著“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悲壯信念，與環境作堅韌的抗爭，才能在不斷的開拓空間，更新觀念中前進。
取自∶知識份子與社會文化（本書增訂本全文將在2002年初由孝恩文化基金會在網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