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七年六個月可以喚醒台灣政府，勿屈服於國外強權、替跨國農產品大開市場之門，還棄本土農產品、農民於不顧，則或許楊儒門真的會不在乎被關。
放眼當前的國際政策，政府汲汲於加入國際組織、撮合各種關稅與國際經貿協定等，透過各種方式與世界強權掛勾，美其名是「走出去」，暗地裡卻充斥一般人民看不見的利益輸送與政治目的。更可怕的是所有的動作都以「為人民謀福利」之名，將自己正當化，而楊儒門的行動正是戳破這些假象的一面照妖鏡。
台灣的農業部門不但長期處於政策關注的弱勢，一再淪為國際政商交換下的犧牲品，農業作為民生基本需求與社會安全的沈艙石，亦不見政府解決農業部門歷史性之結構問題的企圖與決心。這從「白米炸彈客」的事件發生至今的論述取向就可以發現，過程中政府不斷引導著將討論都集中在「刑責」，卻對保障台灣農業的具體政策避之唯恐不及。
可怕的全球化實際上無法替弱勢帶來利益，政府也知道無法以開放國際貿易的政策來替自己辯護，甚至，底層農民的悲苦會因為此被擠向更邊緣，所以它只好將議題轉向「公共安全」，將聲援者要求衡量「良心犯」的真正焦點予以轉移。
這除了是政府對於加入WTO倍感心虛的展現，也因為它害怕新一代的農民運動從二林的土地重生，害怕「全球化」的藉口遭受檢驗，於是將楊儒門貼上危害安全的標籤。國家的性格在此現形，除了一再忽略弱勢者的聲音，還利用他們消除自己的罪惡，它企圖躲避，真正必須替「公眾安全」負責任的是國家，而不是楊儒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