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穎
札維耶．多藍（Xavier Dolan）鍾情楚浮（François Truffaut，又譯杜魯福），多次在訪問中申明看過的電影不多，拒絕被歸入哪個門派或與哪位大師的名字連在一起，卻唯獨承認自己「比較像楚浮」，還大膽說想不出二十部偉大的高達（Jean-Luc Godard），但想得出超過二十部偉大的楚浮（楚浮導演生涯的長短作品總數也就二十幾部）。[1] 在楚浮的二十多部作品裡，多藍又最鍾情《四百撃》（The 400 Blows）。除了將之比作自己的童年、首次愛與被愛的經驗，並說自己因此走上導演之路，[2] 多藍已先後有兩部直接指涉（或重寫）《四百撃》的作品，分別是其導演處女作《聽媽媽的話》（I Killed My Mother，港譯：《殺死我阿媽》）和在2014坎城（康城）影展上與高達《告別語言》（Goodbye to Language）並列評審團獎的《親愛媽咪》（Mommy）。《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對《四百撃》之經典元素的借用──例如男童、母親、體制──並非單純重複，更是重新演繹，乃至注入新意。如此一來，多藍不只是拍出了「多藍版本的《四百撃》」，「多藍版本的《四百撃》」無疑也為解讀經典提供了來自新時代的新視角。本文從《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所組成的「多藍版本」中挑出兩點較明顯的重寫──頑童形象與母子關係──一窺這個來自天才（genius）、神童（prodigy）、頑童（enfant terrible）[3]及酷兒（queer）的新視角。
《四百撃》是楚浮以自己的童年為基礎拍成的第一部電影（多藍與《聽媽媽的話》也完全複製了這個模式），但我們除了自傳式地把尚皮耶．李奧（Jean-Pierre Léaud）所飾演的男孩安坦（Antoine Doinel）讀作楚浮個人的男孩時代（boyhood），也不應忽略楚浮在安坦這個角色身上所投射的，他對於男孩時代的想像。這一想像挑戰觀眾對男孩時代的傳統認知，開闊了對男孩時代的理解和定義。安坦未必特別頑皮，他在課堂上傳閱海報女郎（pin-up girl）的圖片、經常被老師懲罰、與父母關係疏離、蹺課、逃家、潛入辦公室偷打字機，這都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罪行，甚至你我也都可能會犯，與其說他頑皮，不如說他運氣太差──明明同學們都有傳海報，只是剛好傳到他手上，他隨手加了幾筆，卻被逮個正著；明明再度潛入辦公室是為了歸還打字機，卻被逮個正著。但安坦不多不少的頑皮與差勁的運氣，已足夠使他無法在成年人的「正常」世界裡找到容身之所。在這兩次被逮個正著之間，我們見證了安坦如何一步一步與家庭、學校、社會聯手組成的規訓體制發生抵觸。安坦未必是銳意要唱反調的革命家，但他所處於、所表演（perform）的男孩時代，可被視為晉身成年男性「完整」陽剛氣質（masculinity）以前，一種尚未成型、曖昧模糊、遊離多變另類陽剛氣質（alternative masculinity），因而具有反叛的能量。而在《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裡，多藍又在安坦所奠下的另類陽剛上，注入其個人（酷兒）特質，進一步豐富了男孩時代的內容。
多藍拒絕「酷兒電影」（queer cinema）的標籤，但拒絕歸邊的態度反而使他的電影更符合酷兒精神；[4] 而無論是否打正「酷兒電影」的旗號，《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都在繼承安坦所具現（embody）的另類陽剛氣質的前提下，補完了《四百撃》點到即止的性／別伏筆。安坦在《四百撃》裡因年紀尚幼而未及發崛、發生的性（安坦在進入教導所後接受心理諮詢，被問到是否和女人睡過，安坦回答沒有，但有些朋友和妓女有過經驗，他曾到過妓女流連的地方，卻被妓女的呼喝嚇跑），尤其由《聽媽媽的話》的同志少年雨貝（Hubert Minel；Xavier Dolan飾）延續。
在這部多藍以自己為藍本，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裡，雨貝的同性戀是十分明確的：微觀而言，既有雨貝與男友安東尼（Antonin Rimbaud；François Arnaud飾）談情說愛的浪費情節；宏觀而言，也有母親香堤兒（Chantale Lemming；Anne Dorval飾）無意中被告知這段戀情，因而觸及同性戀與家庭之間的矛盾。不過，多藍並沒有安排母親不能接受兒子愛男人而大發雷霆的戲碼。「被出櫃」的確導致母子關係進一步惡化，但不是因為母親恐同，而是因為這件事提醒了她母子之間的疏離，觸及她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與兒子親近的痛處──身為母親，竟然連兒子是同性戀，並且交了男友也不曉得，還得從兒子男友的母親口中聽說。正如多藍自己所說，他的電影從來就不是平權電影。[5] 這不是說多藍反對平權，只是他的電影不以同志自居、不訴諸平權、不以平權作為同志「問題」的「答案」，卻也因而避免被容易落入異性戀／同性戀二元的平權論述所收編，酷兒的反叛能量得以保存。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在《聽媽媽的話》裡，「問題少年」雨貝的「問題」並不會因為同性戀被母親或社會所接受就得到「解決」；母親並不見得特別反對雨貝的性傾向與戀情，但雨貝最後還是被送到寄宿學校去了。雨貝被送進寄宿學校的原因不在於他的同性戀，而是在於這一同性戀所揭示的愛無能（the impossibility of love），母子之間原本理所當然的愛竟然無法實行。於是，雨貝帶著這個不只平權論述，就連愛都無法將之收編的同性戀──或許更正確應該說是酷兒，因為《聽媽媽的話》裡的同性戀元素，顯然不是一種身分認同的存在──重覆安坦的反叛之路。多藍的不能被收編的同性戀與楚浮的反叛的男孩時代結合在一起，同性戀為男孩時代注入了新的反叛能量，成就酷兒的男孩時代（queer boyhood）。
雨貝的男孩時代之所以酷兒，與其說是因為雨貝是同性戀，更重要的是雨貝的同性戀所承載的反叛能量；而這股反叛能量在事隔五年的《親愛媽咪》裡，以更具體化的方式呈現，也因而更加凸顯個體與體制的衝突。《親愛媽咪》的主角史提（Steve；Antoine-Olivier Pilon飾）夫未必是同性戀（至少電影沒有交待他喜歡男生還是女生，在母親想像未來的一幕裡，史提夫也是與女子結婚），但他的反叛不比安坦和雨貝少。事實上，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的他反叛起來，也是三人當中最為強烈的。如果我們覺得安坦只是頑皮，擅寫文章、主動做家務盼望改善母子關係的雨貝甚至稱不上頑皮，那麼電影開始不久就因為在青少年中心餐廳縱火而被趕出來的史提夫，則彷彿來自另一個星球，其行為不是頑皮，而是不受控制的暴力。有趣的是，當「沒有問題」的安坦和雨貝都向老師謊稱母親死了，[6] 反映母子之間的疏離與愛不能，「很有問題」的史提夫與母親黛安（Diane ‘Die’ Després，同樣也是由《聽媽媽的話》的母親Anne Dorval所飾演）卻極度親密，幾乎用盡全力也要證明愛的可能。不過，即使《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對母子關係的刻劃看似南轅北轍，卻也都有各自的愛無能，而無能同時指向無盡。這一點可以從《聽媽媽的話》就已觸及，到了《親愛媽咪》又更趨完整的母親與兒子聯手反叛，家庭成為對抗體制（而非受體制操弄）的單位說起。
在《聽媽媽的話》的末段，香堤兒接到寄宿學校的電話，通知她雨貝逃走了，學校束手無策，更責怪她沒有好好管教兒子，香堤兒因而被大大激怒，直斥對方不了解單親媽媽的辛酸，並要求學校退回餘下學期的學費，意味著她不會再讓雨貝回去寄宿。這結局表示香堤兒終於能夠理解雨貝的反叛，願意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對抗學校所代表的規訓體制。這也許是《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兩種迥異母愛最相似的一點。《親愛媽咪》進一步深化了這個與體制為敵的母子關係，輔以更具體的體制壓迫：電影片頭即以文字向觀眾介紹虛構的S-14條款，該條款允許父母放棄行為不當或具危險性的孩子，交由公立醫院撫育，無須經過法庭審批。隨後黛安到青少年中心接回史提夫時，就被中心職員勸諭考慮S-14條款：「愛一個人不代表能拯救他們。愛沒有效力，很不幸地。」黛安卻堅定地回應：「我會證明懷疑的人是錯的。」S-14條款、史提夫的ADHD和暴力傾向，電影打從一開始就彷彿開宗明義向觀眾宣告親子關係可以是麻煩和危險的，必要時不如交由法律和體制代勞，這其實也正是安坦和雨貝被送走時，父母所抱持的態度。但如果說安坦的父母根本沒有反抗意識，香堤兒要等到很後期才產生反抗意識，黛安的反抗意識則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
黛安和史提夫是一對革命母子，黛安把史提夫從青少年中心接回家，她要面對的既是史提夫隨時會爆發的情緒（有一幕史提夫差點掐死黛安），還有因為要照顧史提夫而丟了工作的拮据生活，但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彼此──更正確應該說，他們只有彼此。無計可施的黛安後來冒昧求助鄰居凱拉（Kyla；Suzanne Clément飾），卻意外促成一段三人互相療癒的亦朋友、亦情人、亦親子的關係。黛安和史提夫的殘缺的家，成為喪子後患上失語症，無法回到學校教書，又無法與丈夫和女兒回復親近的凱拉的另一個「家」。而這個由喪偶失業婦、喪子失語婦，和ADHA暴力少年所組成的「非典型」家庭，卻來得比黛安未失去丈夫和史提夫未失去父親以前，在巴黎曇花一現的優渥生活（所發明的家電原本大撈了一筆，後來被美國人騙走，欠下一屁股債），以及凱拉喪子後，勉強假裝一切如常的家庭生活，都來得真實。這個創傷與療癒之家，同樣蘊含著一股反叛的能量，對抗的是時刻企圖以「正常」收編史提夫的「不正常」的社會體制，以及時常被體制納為共犯的「進步」、「乾淨」、「有秩序」的中產階級家庭意識形態。也正是在於黛安這份從一而終的反叛，當最後她因無力償還餐廳店東向史提夫提出的索賠，終於還是無奈地把史提夫送進公立醫院，她才能向不解的凱拉微笑著解釋，她這樣做不是因為絕望，而是因為滿有希望。黛安沒有說明她的希望是什麼，但在及後史提夫在醫院走廊掙脫管束服，頭也不回直朝出口狂奔的結局的一幕裡，我們知道體制永遠不可能收編和磨滅史提夫的反叛，而與史提夫（和黛安）的反叛共生的，是母子之間不屈不撓的愛。（黛安曾說：「母親不可能一覺醒來就發現她不愛自己的孩子。」）
史提夫的逃跑顯然是翻拍自《四百撃》已被借用過無數次的最後一幕，但安坦猛然回眸，史提夫卻一味向前衝。有評論在解讀《四百撃》的最後一幕時指出，男孩時代的顛覆能量不在於最終是否成功逃跑，或是跑到哪裡，而是在於逃跑中（in escape, in motion）的男孩，也在於隨自由而來的焦慮，這也是為什麼楚浮讓電影結束於捕捉安坦茫然眼神的定格畫面。[7] 那麼，史提夫的重新演繹，也就把這個逃跑中的男孩推至極端。即使片尾曲拉娜．德芮（Lana Del Rey）的“Born to Die”可以一語雙關地同時指向母親黛安（黛安的全名是Diane ‘Die’ Després，史提夫習慣口喊她「黛（Die）」）和死亡（die），但假如愛是以反叛之名，自由又為何不能以死亡之名？正如《聽媽媽的話》和《親愛媽咪》在《四百撃》的基礎上擴充以母子關係／母愛，這是多藍電影的重要母題，他卻捨完美母愛，而取殘缺母愛──儘管千瘡百孔，卻在殘缺裡看見無盡。
註釋
[1] “Enfant Terrible Xavier Dolan Is a Director Who Really Wants to Act”
[2] “Xavier Dolan’s Top 10”
[3] 媒體組常以“prodigy”、“enfant terrible”和”enfant terrible”形容多藍，即使他本人不以為然（http://www.maisonmotion.com/blogs/news/16602973-19-25）。
[4] 多藍是一名出櫃男同志，但拒絕「酷兒電影」的標籤。他曾在訪問中表示：“There’s no such thing as queer cinema. My generation has sexual, sensual and sentimental boundaries that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generations that precede us… I’ve never been coy about or ashamed of being gay, but I’ve been making a relentless effort, since the first scene of I Killed My Mother, to avoid claiming things. These movies are not fights for rights, they’re movies.”［編譯︰並沒有什麼酷兒電影。我那代人在性、感官和感情上的界限，與上一代人的完全不一樣……我從沒有因我是同性戀而感到忸怩或羞恥，但我自《聽媽媽的話》的第一幕始，一直極力避免去宣稱什麼。這些電影並不是要去爭取什麼權益，它們不過是電影而已。］（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xavier-dolan/）
[5] 同註[4]。
[6] 在《四百撃》裡，安坦騙老師母親死了，後來因有同學向父母告發安坦蹺課，父母到學校一問究竟而被拆穿，安坦還吃了父親一記耳光。《聽媽媽的話》直接借用了騙老師母親死了的情節（到學校興師問罪的只有母親），原片名J’ai tué ma mère就是「我殺了我媽媽」的意思，香港把片名翻譯為《殺死我阿媽》實比台灣的《聽媽媽的話》準確，後者也錯失了對《四百撃》的指涉。
[7] White, Patrick E..“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Boy: François Truffaut, Antoine Doinel, and The Wild Child.” Where the Boys are: Cinemas of Masculinity and Youth. Eds. Murray Pomerance, Frances Gatewar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7-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