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由周愛靈博士所著、羅美嫻譯，全書共七章，主線以追溯新亞書院由一九四九年誕生並在亂世中掙扎求存的過程，並以一九六三年與其他華文學校合併，成立香港中大文學作結。但讀者不禁會問，短短十四年的新亞書院歷史究竟有什麼意義？二戰前的香港有眾多「官立漢文中學」，那麼為何偏偏選擇新亞書院作為書寫對象？周氏（2010，頁2－5）認為新亞書院的誕生和發展尤為重要，因為由錢穆為首的新儒家學派所建立的新亞書院可保護華人青年的思維，而課程所秉持的儒家思想又能幫助資本主義陣容於冷戰中抗衡共產主義對中國青年的思想荼毒。透過支援一所與美、英政府看似無關的學院，策略地為反共主義工作。正正是冷戰時代的政治角力與不明朗的社會環境，促使以「自付盈虧」的方式為復興中國文化出一分力的新亞書院於大時代中佔一席位。
故此，周氏（同上，頁7）嘗試考掘新亞書院早期發展的歷史，從側面探究當時「知識份子如何積極地與殖民地官員談判，重新塑造香港的文化與教育」、折射出二戰後殖民地政府如何介入文化及教育事業，展現南來知識份子如何回應殖民地政府的要求並與之拉鋸，最終促使二戰後政府與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的轉變。本書評嘗試扼要地鋪墊香港二戰後的歷史背景，繼而回顧《花果飄零》中新亞書院成員與港英殖民地官員拉鋸的過程，最後疏理新亞書院早期歷史對現今新亞書院及香港社會的意義。
香港二戰後的歷史背景
早期殖民地政府以放任自由政策處理華文教育有關的議題，但礙於地緣政治與中共執政的原因，殖民地政府在二戰後轉變其放任自由的策略，銳意干預華文教育在香港的發展。然而，在干預華文教育發展時，殖民地政府發現二戰後的高等教育制度並未能完全吸納想要升學的畢業生。就在升學機會有限，甚至無法升學的情況下，只有一河之隔的中共政權在學費上向同學提供了經濟援助，吸引為數不少的年輕人回國升學以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同時，在港華文中學的學生亦會到台灣接受強烈的國族主義教育，並且回港實踐「反攻大陸」的使命。對於殖民地政府及資本主義陣形而言，兩者於政治上均是致命的：一方面容許年青人回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等於眼白白看著共產主義勢力的掘起，甚至讓他們回到香港「傳播更多共產主義思想」，引發政治危機與社會不穩定（同上，頁135），這是資本主義陣型與殖民地政府不能容忍亦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若果容許從台灣回港的大專學生實踐「反攻大陸」，只會為（中／美－英）冷戰格局下的政治角力增添一系列不必要的導火線，隨時招徠中共入侵的口實（同上，頁136）。為避免失去用作收集共產主義情報的驛站──香港，殖民政府及美國非政府組織於整個五十年代均小心翼翼地干預本地的文化及教育事業，務求處理華文學生對大專教育供過於求所帶來的社會及政治壓力，同時維持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前哨站的穩定。
就在此時此刻，以錢穆為首的新儒家學派學者便因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確立，遠道到看似政治相對中立的香港，展開他們對於中國文化更新與復興的使命，並在這個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創立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早期發展與「教育圍堵政策」的聯繫
五十年代起初，殖民地政府對華文書院的運作、發展與定位未有明確表態更莫說提供經濟援助。直到五十年代末，殖民政府因銳意打擊殖民地政府以外的升學途徑而推動專上學院發展，決定資助新亞書院及祟基書院同時計劃開設香港中文大學，以重新為中文中學的學生能藉著「中學會考」升讀本地大學，讓本地學生集中進入同一考試機制，強化該考試的認受性，同時確保對於知識與教育事業的治理。書院早期以中國宋明時代的傳統「書院」方式授學，這種授學方式符合密切師生關係，以便引導學生於道德與學問上的追求，同時藉此令學生視「發揚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精神與和平思想為已任」，明白「循此正規以達救已救世之目標」（同上，頁30），因此錢穆等人將新亞教育視為「關乎社會的事情」，希望透過教育影響社會、承載自身中華文化的責任、活化儒家的意思與價值。可是，於缺乏足夠的經濟援助下，書院難以取錄更多想要接受新亞書院教育的學生；然而，「受惠」於冷戰的政治角力下，兩個美國非政府組織（雅禮協會及福特基金會）經當時的香港教育署長盧定推薦下輾轉接觸到新亞書院並提供資金的援助（同上，頁79）。當然，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政治目標也是「以儒家抗衡共產」為主。在「拯救人的精神零魂思想的鬥爭」的號召下，雅禮協會及福特基金會為新亞書院提供了一筆龐大的資金，支持書院的日常教學與行政運作，用作「教育上的圍堵」政策。當時的新亞書院也暸解到這些機構的意圖和想法，刻意地迎合了資金提供者的想法。承如周氏（同上，頁85）所說「為了在中國周邊地區提供非共產主義的教育，香港成了美國非政府組織為華人難民提供教育的基地。開始的時候，香港雖然只是因著時勢境地…而巧合成為這個地點，但很快美國的非政治組織開始認真地思想香港這個地點，衡量把它作為遏制共產主義的開展地，並思考相對的利益與廣泛的象徵意義」。
然而，為何錢穆沒有到同樣以反共為名的台灣辦學呢？關鍵在於，台灣所身處的政治位置相對（香港）敏感：國民黨為了遏止共產主義的滲入，對教育制度多加干預，甚至進行直接的監控。在追求學術自主的理念下，錢穆等人決定來港辦學，一方面收取蔣介石的資金又同時保留對書院的控制，另一方面則政治上盡量保持相對中立的取態。這方面與美國非政府組織的取態與策略相乎，因此他們決定資助新亞書院、支持其所秉承的（認為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儒家主義及所歌頌中華文化的精神，藉此挾制共產主義。因此，政治中立、堅持中國文化及為華人製造教育機會，將新亞書院與美國非政府組織連結在一起；而沒有冷戰就沒有今天的新亞書院了。
冷戰下的政治拉鋸與中文大學的構思
就新亞書院的早期發展而言，人們可能會造成一種錯覺，認為殖民地政府的文化放任自由政策，是促使新亞書院得以存活的另一個因素。但是，就新亞書院正式被確定與其他華文書院合併成為中文大學後，殖民地政府的干預態度與行動，便漸漸顯露出來。促使這個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殖民地政府希望透過確立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大學，從而顯示自身的德政以爭取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於本地大專教育無法大量吸納由華文書院畢業的學生，越來越多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再一次選擇到國內或台灣升學，冷戰中的政治危機頓時再次成為殖民政府的隱憂。
不過冷戰格局並非促成中文大學成立的最重要原因，而是華文書院數量的增加、由三所學院（新亞、聯合、崇基）成立的中文學院聯和會的創立及各書院領導人（作為華人領袖）所持有的政治影響力的增長，促使殖民地政府開始注視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其治理視角下的戰略性及對管治所造成的困擾（同上，頁142）。然而，當聯合會視培訓中國領袖人才為重要的文化教育責任，要求成立一所迎合本地教育需要的大學，並將討論的層次提升至公眾、民族與殖民主義的高度，向殖民地政府提出訴求時，事情已經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面對台灣與中共不斷增強吸引香港學生升學的策略所帶來的政治壓力，解決辦法就只有正視這些由華文書院提出的訴求，結果殖民地政府正式承認中文大專院校在香港的必要，並希望在過程中引導發展的方向（包括建立結構與準則），避免院校與政府之間出現大規模的政治角力，同時積極地將香港塑造成一個免疫於冷戰政治衝突的教育空間，將香港從兩岸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區隔開來（同上，頁154－161）。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當然，冷戰格局下的一個符號、一句說話、甚至是一種姿態都可以成為兩大陣型的政治導火線，因此對於任何值得懷疑的行為與態度，主張將香港塑造成「中立自由港」的殖民地政府就會用盡一切可行的辦法加以控制，就連新亞書院亦不例外。只要有詮釋的空間，就可能有錯誤的理解，而錯誤的理解，在冷戰格局下，是難以接受並總會造成緊張而不安的氣氛。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可以從周氏的解釋中加以釐清「儘管新亞書院、殖民地政府和雅禮協會都希望在香港的運作是政治中立的，可是他們對這種政治中立的理解卻並不完全一樣，更重要的是，他們各自從自身利益和意圖去要求這種政治中立，但實踐上又要兼顧各方的需要和利益，這引致複雜的問題，也造成緊張的情況」（同上，頁174）。
政治中立的話語背後，其實新亞書院成員所理解的政治中立是以教學為主的「政治中立」：教學過程中不會刻意攻擊共產主義，只對共產主義作出一種「不攻擊、不提倡」的姿態。而殖民地政府則將政治中立詮釋為「政治取態上的中立態度」，意即與親共／反共兩者毫無瓜葛。縱使他們兩者都是反對共產主義，前者堅決反對共產主義，拒絕（那怕是一丁點兒）對共產主義的認同；後者則希望做到的是形式與內容上，都與反共與親共都不存在，以免讓中共有口實「直驅南下、收回香港」，同時又要對新亞書院進行去國族化，避免再次激發民族主義情懷，形成反殖民主義的傾向。就在這糾結的邏輯與關係下，新亞書院與殖民地政府開展了一連串的政治拉鋸，包括教職員招聘、校慶懸掛（國民黨）國旗及教學內容定位所突顯出來。
就教職員招聘與校慶懸掛國旗，當殖民地政府希望去除新亞書院一切可能有關國民黨的元素及其帶來的隱憂時，縱使這種傾向曾令錢穆非常難為，因為若果不從中國及台灣招聘教職員的話，事實上很難找到一位他相熟的學者來任教有關漢學的科目，但最終都在「升格大學」的仕途上委曲求全，答應殖民地政府確保新聘職員與國民黨並無任何聯繫；至於校慶懸掛（國民黨）國旗一事，本來新亞書院成員旨在表達對「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卻演變成政治忠誠與政治中立與否的問題。承上所說，任何有關親共與反共的表態，殖民地政府都是積極地避免的。因此殖民地政府要求新亞書院將校慶日由雙十節──國民黨的國慶日改為「可同時表明其對中國文化忠誠」的孔誕日，並不再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新亞書院成員（特別是錢穆與唐君毅）對此一開始非常反感，甚至想過退出加入中文大學計畫，但因雅禮協會的「游說」與對殖民地政府經濟支援的依賴，最終迫使新亞書院在這次充滿政治意味的拉鋸中讓步。類似的讓步，甚至推演至對課程內容與藏書的改革上，最終迫使書院改變，成為更符合殖民地政府要求的「實用效果」（例如提供工作培訓、發展科學課程），未能堅持錢穆心中所想的文化教育與事業（同上，頁223－236）。
這些情境充分映射出錢穆、唐君毅等新儒家學者對承傳中華文化志業的執著，卻面對無情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現實時，身處箇中的百般無奈。然而，為了使新亞書院成為中文大學的創校成員以保障書院在未來的發展，錢穆等創院成員卻從各種政治拉鋸中掙扎求存，作出不少與自己理念相違背的決定，切實地展現出新亞校歌中「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情操。可是，對於錢穆來說代價與犧牲會否太多、太大呢？答案是肯定的。就在中文大學正式成立後，錢穆就在沮喪和不滿中離開了新亞書院作為創校成員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以「書院」模式辦學的模式亦隨著《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推出而慢慢消逝，有關新亞書院的早期歷史亦就此作結。
結語：《花果飄零》在新亞書院歷史及香港社會的位置與意義
回顧周氏的《花果飄零》，它不僅填補香港戰後教育治理（Educational Governance）研究方面的貧乏，更重要的是它展現出當時在冷戰的背景中，香港社會裡關於政治中立的矛盾與複雜性。從文化政治的角度，新亞書院與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拉鋸，恰巧展現出阿巴斯（Ackbar Abbas，1997）所講的消失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的地緣政治面向：在冷戰格局下，新亞書院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情感的表述，卻諷刺地不能在公開的民族日子中標示明確的民族象徵，似有幻無地存在著香港的教育空間中。可笑的是，在去國族化與政治中立的香港中文大學，卻吊詭地孕育出火紅年代時的保釣運動與中文運動，在街頭上堂堂正正地爭取國族與在地的訴求。對於香港社會來說，新亞書院早期歷史讓我們窺看到殖民地政府如何透過吸納、整合與拉鋸，將充滿政治意味的事件去政治化，使我們過往仿佛活在「政治化從未出現」的時光裡。直到後殖民時期，這種非政治化的迷思才因國民教育所激發的一連串抗爭，才得以衝破，最終讓我們暸解到教育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體現權力之間的拉扯如何改變著香港社會發展。
至於對新亞書院與新亞人而言，新亞書院早期發展史讓我們重新掌握書院早期的歷史脈絡。畢竟，單純的經濟匱乏未必令人心碎，但處身於大環境下的政治角力與拉鋸，可能才是對抱有理想的人來說構成最大的挫敗與無力。重讀錢穆與唐君毅等先賢在加入中文大學時所面對的困難，讓我們感受到錢穆與唐君毅兩人對承傳中國文化理想的堅持與追求，明白「千斤擔子兩肩挑」及「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歷史意義。吊詭的是，他們的追求卻恰巧與政治現實相抵觸，而兩者對於學生與學院前途的關懷最終卻迫使自己在夾縫中委曲求全，促使中文大學的順利成立，或者擇善固執的時代意義就在於此。今天，當我們把「人文關懷」放在嘴邊時，不仿回想當年先賢如何委曲求全，踏實承擔責任、共同嘗試不同的方法以解決困難並將其精神實踐。
總的來說，縱使新亞書院對於創立中文大學未必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書院和兩者的努力和爭取是不能被忽視的變項之一。而沒有冷戰，就沒有新亞書院。那麼，還有多少個類似新亞書院的故事被隱藏在歷史之中？這就還得看我們對於重新考掘歷史的執著有多大。無論如何，《花果飄零》對早期新亞書院歷史的疏理與再現，為香港與新亞教育史，補上了不可或缺且深刻的一筆。
參考資料
Abbas, Ackbar.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Wong, Ting Hong. 2002. Hegemonies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周愛零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