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頭人從來都不說，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不只一次，在和大陸的年輕朋友談起文革的時候，我會聽到這樣子的答覆。學校裏三言兩語交代過去，社會上當做古遠的傳說，這一代年輕人沒法獲得完整資訊，情有可原。可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應該全都經歷過那十年的動盪，或者至少見識過文革最後那兩三年的氣氛，看過遊行，聽過口號，讀過大字報，甚至親身參與過批鬥大會，乃至於跪在台上挨過唾罵。為什麼對着自己的孩子，他們對那一段往事諱莫如深，頂多幾句太過概括的慨嘆，然後欲言又止？難道那十年不重要，就和上班下班，起床就寢一樣，是很自然很尋常的事，在生命中留不下半點有意義的痕跡？
最近我們常常聽說一些「極左」言論，一下子真有文革回潮的感覺。例如大陸好些學者，批判當今自然科學領域的同行不知上進，「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的A類期刊」居然大多數是英文期刊，這充份顯示出了「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以及「自由主義化」。理科還好，遠離意識型態主戰場，挨批的學人遂可以名正言順地回應，指出英文是這些學門的世界語，用英文發表和交流，考慮到的是全球科學共同體。但是人文領域就不同了，我有一個朋友，他想出版的書過不了「專家」審批那一關，那些「專家」全是近兩年不知從那裏出土的復活老人，他們的語言是十足的文革腔：「今天許多青年都以為日本鬼子是國民黨帶頭打的，這種錯誤認識是怎麼來的呢？這種犯了嚴重路線問題的看法是怎麼形成的呢？就是你們這種人！專出毒草」！
我們都很驚訝，彷彿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未發生過似的，說這些話的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是認真的嗎？朋友覺得是的，他形容那些人大噴口水時的激動表情給我聽，情真意切，絲毫不假。他說這些人大概是「真正的信徒」，過去三十年飽受壓抑，沒有說出心底話的空間，今天總算等到時候，可以大放異彩。我是不相信的，一如以往，我習慣從制度和被它引導與塑造的人性角度猜想，我覺得這些人就是小人，專業上頭沒有什麼本事，但憑專營也許可以謀個小領導當當，過去在比較正常的時代是有點壓抑，現在得到機會便能放肆自己的慾望，給你們這批所謂知名學者一點顏色看看。再簡單點講，這就叫做「得勢」，叫做「順勢而上」。
可後來回頭細想，我開始感到朋友的看法也許是對的，這類人說不定是「真正的信徒」。不，我的意思並非他們真心相信「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真心相信那幾十年裏顛三倒四的道理，真心期盼「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後一回頭又要真心參與「批林批孔」。這麼痴痴地相信青少年時代學到的「真理」的人不是沒有，只是極少。如今我們所見的「真正信徒」，大多是必須相信，因為要是他們不相信，要是他們信過的東西不是真的，那他們過去那段時間豈不就錯了？當年出賣朋友，檢舉老師，和家人劃清界限，批鬥甚至毆打不認識的老人，這豈不全都是喪盡天良的惡事？只有當年相信過的真理才可以合法化這一切不堪提起的往事，所以那些真理必須是真的。
文革結束十週年之際，天津作家馮驥才發起了一個口述計劃，想要在知識份子佔主流的文革記憶書寫之外，徵召平民百姓的故事。結果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的信，裏面全是控訴、哀嚎，和追恨；但是沒有一個人是來懺悔的，一個都沒有。他一直期待，哪怕就是一個人一封信也好；但就是沒有。直到前兩年，因為「紅二代」陳小魯帶頭以當年紅衛兵的身份向老師道歉，引起爭論，大家這才想起，是呀，一場引致無數人家破人亡，無數人荒廢歲月，無數人含冤受辱的浩劫，過去了三十多四十年，竟然沒有幾個人出來公開說過了一聲對不起。
鄧小平真不愧是個了不起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和他的同伙主導之下，這十年竟成了一場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災難。兇手不是沒有，而且都受到審判了，四個人而已。那可真叫人放心，所有人肩上的重擔瞬間卸下，原來自己幹過的全部壞事都是這四個人害的，頂多加上一點「毛主席晚年決策」的錯誤，而且到了最後，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功大於過的。接下來呢？那就恢復正常，一切向前看。
不過，如此實際簡單的政治操作不僅不能徹底治癒受害人的創口，也不能完全免除加害者的困擾。更大的麻煩在於，太多人同時身具兩種身份；你被整了，但你有沒有整過人呢？也許你只不過是芸芸喊叫口號的群眾之一，甚至有幸做得上明哲保身的看客，但這難道不是過錯？費許（Werner Fisher）是前東德時期的異見份子，後來被新政府任命主導解散東德國安部，他曾經對一個學者表示：「人們太過急於去公開指責另一個人，對那有罪的人說：『就是他！國家安全部的！』為的是掩蓋自己沒有公開反抗的羞愧──即使是以最微弱的方式也沒有。……我無法接受這種『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分法，雖然我個人也會不小心使用這些名詞。作為一個諸如曾經坐牢的所謂『受害者』，我是否知道，對於制度的穩定，我有多大的貢獻？由於國家安全部強化它的組織，而且僅能藉由不斷起訴反對者來強化組織，這就是這個體制自我正當化的方式」。這便是每當抨擊日本否定歷史的時候，中國輿論一定要拿出來比較的，傳說中的德國式反省；就連一個「維穩對象」，居然都要反省自己「被維穩」對強化維穩機器的作用。
好在我們不是德國人，於是我們活下去，並且沉默。
事情還有另一面。另一位前東德政治犯的胸懷很寬大，她預備好要寬恕所有當年迫害過她的人，包括那些出賣她的同事和朋友。可是她發現：「他們仍然不原諒我們，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你知道……我們為內疚感所折磨……為了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所以沒有一個人走過來請她原諒。你沒看錯，「加害者」不只不道歉，他們有時候還會不能原諒當年被自己害過的人。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狀態。文革結束之後，許多人重遇對付過自己的故交，都會發現那些人一臉尷尬，用最簡單的方式噓寒問暖，權充道歉，然後自此迴避一切再會的場合。他們當然內疚，至少不好意思；然而這種心情也有可能轉成恨意，他們恨你。你的出現，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記號，提醒了他們曾經犯下的罪惡，使他們不能躲避那自己不願再去面對的真相──我是誰，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所以不是他們該向你道歉；相反地，是你該為自己的受害懺悔。
再說回那些最近很活躍的「真正的信徒」，他們年紀約莫六十上下，或者更小，他們沉默了三十多四十年，也許曾經悔恨，甚至可曾經恨過那些被他們對付過的人。現在是個好時機，讓他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內疚的必要，因為歷史轉了一個大圈之後，又重新證明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好人。難怪他們說話的時候那麼激動，那是釋放。
至於其他大多數人，喊過口號的，在人潮中人云亦云的，看着熟人逢難而不敢吐一言的，最平凡最無惡意，只不過是怯懦的這多數人，當然只好沉默下去。面對着那些天真而好奇的青年，聽他們說家人什麼都不願意提起真奇怪的時候，我幾次差點忍不住告訴他們：「也許你該回去問問你的父母：當年你在那裏？」，但是我忍住了，笑一笑，沉默。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