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兩個夏天，我認識了新田農夫信哥，他利用花田休耕的夏天耕種由香港土壤提供養份、百分百「本土」的香港稻米。捱過風雨，頂住蟲害，堅持有機稻米的下場，偏偏又是引來怪手進襲。到底這樣的事情，我們還要忍受多久？
同一個問題，彼岸的台灣，也愈來愈多人質疑。由漢人政權入主開始，台灣不同種族的原住民，就面對著許多不合理的迫害，本來耕作的土地也變成了房屋和石屎。即將上演的台灣電影《太陽的孩子》，也在問同一個問題。
故事就是講阿美族女主角為生計獨自到城市打工，直到父親患病只好回家鄉照顧。這時她才發現，昔日的黃金稻田已變成荒地，無法耕種。
她憂心部落無法承傳下去，決定將村民組織起來，開墾水圳復育稻田，在花東海岸重新孕育出著名的「海稻米」。偏偏資本家早已覬覦海岸的觀光資源，勾結當地政府打算進行開發。面對怪手，自己家園自己救！
這個故事啟發自花蓮石梯坪海稻米復耕故事，導演之一、阿美族人勒嘎．舒米（Lekal Sumi），正正是海稻米復耕的倡導者舒米．如妮（Sumi Dongi）的兒子。
鏡頭轉回香港，經歷了雨傘前後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和失望。歸根究底，香港需要的不僅是制度上需要民主化的改革，更需要意識上的改革。正如電影帶出的訊息：為甚麼「發展」就一定只能用經濟因素去衡量，而其他能充實心靈、承傳環境的事物，卻因為沒有經濟價值而不被無留？農田應該就是社會的根本，為甚麼我們可以輕易地放棄？沒有稻穗，哪有米飯？
引用電影另一位導演鄭有傑的話：「你今天想把政府革命掉，但人的心沒有革命，之後上去接手的執政者依然看到有利益就拿，問題還是會持續發生。」要真真正正改變社會的不平等，我們需要更有勇氣由生活開始作出改變。
今年，我們在四個地方開展或繼續「新界有種米」計劃，不僅要復興農業，更是要復育早已被資本污染的人心。就如《太陽的孩子》般，讓稻穗風景重現香港的郊野，讓在太陽下生長的每個孩子，都能為自己的土地自豪。
文：吳卓恆（土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