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10月8至9日，何韻詩將以獨立歌手身份回到紅館，舉行「Dear Friend,」演唱會。
紅館可算是阿詩的一個起點，她的歌手夢，始於多年前看的第一場演唱會，那時在台上發光發亮的，是梅艷芳。
多年後，換了她踏上紅館舞台，開了三次個人演唱會。來到第四次，經歷了過去兩年的風起雲湧，身份已由單純的明星，變成有種責任的獨立歌手。
黑非黑
日前釋出的演唱會海報及宣傳片，主調是一片黑。「黑色其實不是單純的『黑色』」，阿詩說，「如果以光學、顏色的角度，它是包含了很多顏色在內。」就如我們所處的時代，資訊、觀點、情緒泛濫，交織在一起，就成了一片混沌。
而這種黑無所謂正或負面，「黑與白、光與暗，其實只不過是世界的一個平衡。有白就自然有黑，有光就自然有暗。一個壞的時候，不必然完全是壞的。夜晚的黑暗，其實是曙光出現之前的休息。」阿詩想問的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應該站在怎樣的位置？
雨傘至今差不多兩年光境，香港人由團結激昂，變成無力消極，再演變成憤怒。「是時候去問，我們接收過各種情緒，也發洩過，接下來怎樣呢？是繼續以情緒運作，還是有其他可能性？」
對立，對話
阿詩形容，世界陷入了「戰亂」，不只是流血的戰役，更充滿思想上的戰爭，充斥兩極、對立，人們往往被情緒淹蓋。
「每個人看到的真實，是不同的。」阿詩說起月前看到Wall Street Journal網頁上的「Blue Feed, Red Feed」，它讓讀者看到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者的Facebook內容，例如同一則關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Donald Trump的新聞，在Blue Feed盡是嘲諷，但在Red Feed卻是讚美。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震撼，你選擇了看某幾個單位的資訊，每日接收到的就會是某方向的首點，但原來在世界另一端，可以是完全相反。」近日大熱的奧運新聞亦然，「你很容易會因為這些判斷，覺得自己看到整個世界，但其實你只不過在看它的一部份。」
演唱會的題目，正回應了這種對立。「Dear Friend」二字，源自1939及1940年，甘地寫給希特拉兩封信。當時納粹德軍在歐洲大舉侵略，堅持和平非暴力抗爭的甘地，以「Dear Friend」開首，表明善意，與魔頭展開對話，希望叫停戰爭。
「Dear Friend,」象徵跨越對立的橋樑，逗號則開展接著的故事。接下來如何做，阿詩希望大家看完演唱會後，尋找自己的答案。「由我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是時候尋找一些更加靈活的方法，超越情緒、超越所有對立、更聰明的方法。但究竟所謂聰明的方法是甚麼，每個人都不同，我將這個問題拋出來。」
而她依然相信個體的力量。「個體的力量就是指，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可以是在你的空間內創造一些可能性，如何不被身邊的體制框住，如何在生活中變得更加靈活，如何不被各種強權壓逼到失去自己。我認為這是我看到的一個方向。」
挑戰「紅館」體制
去年3月脫離唱片公司，阿詩宣佈成為獨立歌手，隨後的「18種香港」巡演到過伊館、Hidden Agenda、麥花臣開騷，但唯獨紅館，總共入紙申請5次才獲批。
紅館是政府康文署場地，阿詩指理應與租用球場一樣，依申請先後次序批出，沒有其他考慮，「有期冇期，就係咁簡單，不會因為你體格比較好就租羽毛球場給你」。然而行內有不明文規定，「入紙紅館你係冇say，不能看有甚麼檔期，入紙後只能等消息」。程序不透明，「政府場地變了商業運作」，阿詩坦言多次入紙是想挑戰這個機制。
紅館是傳說中的香港流行音樂殿堂，睽違3年阿詩再在此地開個唱，有人期待，但也有人質疑「獨立」為何又走回「體制」。阿詩反駁，紅館這個空間本身沒有錯，重點是如何使用它。
阿詩指，紅館既是本地流行音樂象徵，亦代表了沒有進化過的體制，「紅館由30年前、80年代開始，成為香港歌手的演出場地，那時訂立的規矩、演出模式，其實來到今天，都仍是那樣。要換多少套衫、分多少個段落、有幾多個贊助商、要有煙花、珠片......由80年代到現在，變化不大。」
而今次，她正是要回到這個地方，嘗試打破體制的一些規矩。「演繹紅館的角度，可不可以不是這樣？可不可以不要當觀眾冇腦？」
集體贊助抗白色恐怖
這個實驗的第一步，是「集體獨家贊助」。有別於香港大部份演唱會，由某一兩間大公司傾力贊助，阿詩讓中小企及個人作「小額贊助」，以$15,000為單位，結果獲近250間商戶支持，總金額已超越一般大公司的獨家贊助額。
反應如此熱烈，超出阿詩預期，令她非常感動。其中一款宣傳海報中，所有贊助單位的名稱包圍著阿詩，「前幾日某個晚上，突然一望，真係有少少湧淚！」
集體贊助的另一背景是封殺。3個月前，Lancôme受到內地壓力，臨時取消與阿詩合作，鬧得滿城風雨，更引起國際關注。事件發生後，原本正與阿詩洽談的幾個客戶都打退堂鼓，部份甚至已簽約，但不是無限期押後，就是不了了之。
「白色恐怖已滲入每一個渠道，你身邊所有東西都已經被制肘。集體獨家贊助就是想講一個相反的訊息，其實我們真係唔駛咁驚。」一群素未謀面的人，集合微小的力量，當中意義不純粹是支持她或一次演唱會，「這班人告訴你，個city唔係真係dead晒，仲有好散收收嘅生命力，周圍都有，但要找方法聚合起來。」贊助額的10%將會撥捐即將成立的「十八種香港」社企基金，支持本土創作、小店，延續這份生命力。
失落了的創作純粹
阿詩成為獨立歌手後，只在2015年推出《是有種人》一首新歌，大碟就更加要追溯至2013年的《Recollections》和《Coexistence共存》。
她現正製作新唱片，經歷如此多事的兩年，她說，終於回到作為歌手的本位。
但是，回得去嗎？「以前我去做一首歌，可以很純粹。例如我想講《光榮之家》、想講我的家，咁我咪講。想說就說，是很純粹的。」
「但係我到了現在，真係會諗多咗。例如這個演唱會，直至發佈前，其實我還是反反覆覆、矛矛盾盾，諗好多嘢，但以前絕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信念與社會氣氛背道而馳，特別困難，例如四周充滿仇恨情緒，但她想叫大家放下仇恨，「少啲堅定都會覺得『算啦，唔好講，可能大家聽唔入耳』。」
阿詩最近旅行時，讀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書，當中提及帕慕克十分懷念被捲入政治旋渦前，寫作的純粹，阿詩表示非常有同感。
走出娛樂圈的保護罩，社會對她的期望，不再是一個普通明星，「有好與壞的目光看著你，可能有壞心眼的人『睇下你做啲乜』，亦有人很希望在你身上得到答案、願景，那對創作會造成一定負擔。但沒有辨法，必須學懂如何面對身份的變換。而確實現在不是太平盛世，我亦沒可能只說自己的感情、一些很細微的事，但如何不過份被影響，我想找回那份純粹。」
走獨立之路，本應有更大自由度，但如今創作空間反而變小？阿詩沉思良久，「要調整自己的心態」，「現在沒有了某些包袱，但換來更多的責任，我如何不讓那些責任，變成新的包袱，這是我的學習過程。」
實際而言，她還是認為，成為獨立歌手面對的最大困難，是要兼顧創作與行政，沒有時間專注做音樂，單是應付Lancôme事件都花了兩個星期，影響工作進度。「沒辦法閉關、只做創作，已經沒有這個luxury。」
路難行，但阿詩明白這不過是選擇與犧牲，而她還是享受透過創作更新自己，繼續用音樂、文字表達自我，「你要不斷創造，才可敵過外邊的摧毀。」
記者：柯愷欣、劉軒
攝影：王瀚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