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應亮
「保衛皇后」過去了十年，當年的碼頭成了龍和道，愛丁堡廣場辦了「民意特首」集氣會，孤獨的社運青年有了「左膠」原罪，參與運動的團體之一「自治八樓」將可能失去活動空間……十年前，梁文道曾對林鄭說過一句：「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十年過去，香港社運的現狀也許頗有點詭異，比較難解，但至少我們還有一個可供討論的影像文本，名叫《人在皇后》。也許單從電影角度看，《人在皇后》並不理想，可除了備忘，其所具有的啟發價值，也不容忽視。
2011年尾，重慶獨立影展放了一部香港紀錄片，即《人在皇后》。映後問答時，一位上了些年歲的中國男觀眾對導演林森表達了如此的感想：你們拍的事，相較中國，其實都不算個「事兒」。此話一出，現場靜默，發言者是「零八憲章」的首批簽署人之一，我相信其無惡意，只是一句感慨帶出了太多背景，以致交流當機。諸如非暴力抗爭、司法覆核、警察抬人等香港社會的政治行為，與中國紅衛兵打死校長相比較，當然算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故事了。只是，我分明記得：不要說十年前，即便「反國教」、「雨傘」前，本土覺醒、八十後社運、公民抗命等概念，對多數香港市民（包括今天的「藍絲」）來說，難道不也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故事嗎？
選了一些「無聊」的畫面
影片開始不久，一位抗爭者與共同留守的朋友開玩笑，說其像排骨一樣瘦，可她立刻意識到了攝影機的存在，便轉臉對拍攝者抱怨：「你怎麼總拍這些無聊的事情呢？」這部影片的拍攝者眾多，但剪輯只有一位，名叫林森。他從中學便投身社運，2007年時剛入讀電影科系。假設這個「無聊」畫面的拍攝者不是林森，但觀眾既然在完成片中看到了它，那就必定是林森的剪輯選擇了。抱怨者其實也沒冤枉filmmaker，影片中的「無聊」畫面著實不少：釣魚的人、一隻躺在佔領區的足球、兩頂草帽、幾隻橙、一箱杯麵、笑鬧中唱出的《小李飛刀》、閒談中提及的安東尼奧尼離世……
對於一場運動，尤其刻板印象中的社運紀錄片，什麼是不「無聊」的內容呢？也許是參與者的抗爭形象，也許是關鍵事件、關鍵對話……反正，對運動、對宣傳「有用」，才是第一位的。可是，林森所選取的片段及其剪輯，恰恰多數無用，甚至無法令不了解「保衛皇后」背景的觀眾清晰化事件的脈絡和重點。但是，這種日常化的瑣碎，卻呈現了一群人的真實面貌，他們在當年尚屬異類，被媒體描繪為激進分子。我認為林森是自覺的，因片名已很清晰：《人在皇后》，重點一定是「人」了。表面的平淡和普通，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在今天也許被稱作「廢青」。
生活的全部意義都在瑣碎和細節之中，不是嗎？抗爭如此，電影莫不如此。愛丁堡音樂會上，周思中逐一讀出其被拘押期間所帶的廿六件物品的具體名字；數年後在八鄉，當他向來訪者介紹一粒大米的成分和結構時，支撐該行為的價值觀，起碼貫穿了十年。
作者身份與影片方法
台灣紀錄片導演楊力洲曾說過一件趣事：抗爭現場，一位電視台攝影師正俯拍全景，忽然看到一位認識多年的紀錄片導演在抗爭人群中艱難拍攝。出於好心，攝影師呼喚那位導演，喂，某某某，我這裡有高位，你過來能拍到全景……那位人群中的紀錄片導演聽到後，卻搖頭婉拒。攝影師不解，再次呼喚，喂，某某某，過來吧，你不能只拍局部嘛。紀錄片導演回應說，不好意思，我不需要全部，因我拍的是紀錄片。
這則事例帶出了「作者身份」的話題，一下打破了對紀錄片所謂必須客觀的定見，劃開了「全面與真實」、「中立與主觀」的分界；但假設細化思考，依舊有不少值得商榷、推敲的空間。在鮮明地作者化表達的同時，是否需要提供基礎信息給對事件背景完全陌生的觀眾呢？──假設觀眾來自異國或者十年後。再細化討論下去：假設需要提供，那提供多少才算恰當？更難的也許是：採取何種方式來提供呢？當然，還可再進一步討論：假設作者不但通過選材進行抒情和敘事，甚至通過影像試圖發表評論，會否因此影響觀眾對影片的接受度呢？──是否該考慮觀眾的接受度，就又是另一個大話題了。至於影像評論，該多直白或多含蓄呢？這又不僅是方法美學的問題，也有電影倫理在其中……《人在皇后》開頭和結尾的多重影像dissolve，及多處的評論字幕，正是相關的實例。
《人在皇后》的電影美學，是比較分裂的。不同於多數紀錄片，《人在皇后》的採訪不多，兩個小時的放映長度，標準的採訪段落十個手指數得過來。我猜，在林森看到的footage中，應該有大量的採訪，但他寧願選擇有限的互動，就算是近距離的拍攝，依舊以觀察為主。在每個人物出現時，他都沒使用人名字卡，地名也是。這些選擇都令《人在皇后》呈現出direct cinema的樣貌，不但現場的氣息撲面而來，觀眾亦獲得了一個可掌控的情緒疏導空間。但是，《人在皇后》採用了評論色彩很重的字幕；除了開頭的結尾，影片中間還有大段的dissolve；除了現場的音樂，還使用了不少無源頭的音樂。這些形式的存在及拼貼，又不時在宣告：一位兼具抗爭者和電影作者身份的年青人的存在，他是那樣激情萬丈，並迫不及待讓觀眾看見。
但其實，電影工作者本來應該也必須是分裂的，他需要：能入、能出、再投入。所謂「能入」，即能活在當下，以參與者身份投入現場，放入情緒，從而敏感一切；所謂「能出」，即能適時抽身反看，用電影去想像和思考；所謂「再投入」，即運用電影的智慧和方法，將生活真實化為虛構的真實，建立一個可供陌生觀眾一同進入的世界。這是創作的基本規律，本不分紀錄與劇情，處理妥當並不容易，所以必須不斷實踐。《人在皇后》般的美學分裂，那是因為作者缺乏自覺，沒有適時自我分裂的後果。
回看和記取之必要
十年前，馬國明曾說，保衛天星、皇后是香港的新社會運動，抗爭者的意識超前，因此無法被普通市民理解。十年後再看、再想，我們在「雨傘」中的不安，不是依舊來自所謂民意的不支持嗎？政府打擊「雨傘」的方式之一，不正是反復強調運動背離民意嘛。當「我要真普選」的議題，逐漸成為一個願景而需更多面向的論述時，當政府與雙學的對話「短路」後，當特首提出將重視並改善青年人的就業和階級流動的問題時，當一些普通市民來到佔領區提出批評後，面對這些處境，十年後我們的方法似乎依舊不多。更不要說，當佔領區的街頭貼出「左膠通緝令」時，大台被其他抗爭者拆掉之後，該如何面對和作為呢？
《人在皇后》紀錄了一段浪漫的社運，那可能是特別純真的年代。如今世道巨變，不但香港滑入威權時代，抗爭陣營內部也無限撕裂。對此種種，除了以不變應萬變，堅守理念以外，是否需要更多想像力，乃至更主動地求變？尤其如朱凱迪所講，在天星、皇后這樣的空間沒有了之後，我們該如何向下一代講述一個不一樣的故事呢？──如今，是真的沒有了啊！且已十年。
某些在「雨傘」中激烈討論過的話題，在當年早有共識且沒做討論，比如抗爭是否應該「快樂」：寫故事、辦音樂會、跳舞、讀詩、打邊爐、擲紙飛機……而某些在「雨傘」中爭論不休的話題，當年只做了小幅交流，可能只因是common sense吧，比如抗爭者是否分等級，即需不需要大台：團體與個人的分別、教育程度的高低……我這樣作比較，並非為了讚美「保衛皇后」多麼超前，而是有點苛刻地批評略微先行的社運人士，在面對更全民化的抗爭局面時，是不是有點自我了，以致準備不算很足夠呢？
除了反思和反問，當看到《人在皇后》中的很多場面和人物時，我們都應該感到驕傲，並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對未來。比如，那位等待清場的白髮社運老將；比如，那位阿姐，她並不識字，只因看到報紙上陳景輝爬上皇后頂層的圖片，便來現場留守、幫忙；比如，那位叫Marco的小男孩；比如，來做按摩的菲律賓阿姨；再比如，井然有序的佔領現場，有禮有節的抗爭行動等等。這一切其實都那麼熟悉，因為在「雨傘」中，我們同樣被類似的畫面所感染過無數次。可是，我們需要知道，「雨傘」並不是香港的第一次，「皇后」也不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形成起碼有五十年。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們，那是因為有昨天的先行者替我們做了實踐，而我們正繼續實踐中。
回看和記取，就是要傳播常識，以致避免盲動，驅散恐懼。《人在皇后》中有位在美國讀大學趕回來留守的長髮青年，他詢問拍攝者，被捕後真地會留案底嗎，原本的生活計劃真地會被打破嗎？於是，拍攝者現身說法，向他詳細講說了其將面對的風險。這位年青人真地很有熱情，但他也真地很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常識，以抵抗隨時可能降臨的恐懼。那麼看片的觀眾呢？是不是其實和他一樣，有很多想要發洩的熱情，同時由於未知而懷有少少的恐懼呢？所以說很可惜，雨傘的佔領現場，起碼在金鐘，特別值得放一下的電影應該是《人在皇后》，而不是更加知識分子語境的《千言萬語》。
十年來，公共空間加速惡化，有太多事需要回看、記取、檢討……但需要檢討的，又何止十年？對了，兩年前有部片就叫《十年》的。假設《十年》講的是不願見到的現實，那麼《人在皇后》講的是能夠從中獲得經驗、教訓並重整行動哲學，甚至產生行動的現實。
反思「電影和行動」的關係
左派政權或團體，總把電影作為輔助行動的工具，即宣傳意識形態的傳聲筒。但其實，電影本身即社會行動，其價值不可取代。十年過後，我們當然可以讀到很多關於「保衛皇后」的文字論述，可當我們看到屏幕上朱凱迪報出其名字和二十九歲的年齡，並說「一切為了下一代」時，這種情感上的切身衝擊，一定是永恆的。
電影可以解決政治解決不了的事，馬上能從《人在皇后》中舉出的兩個例子是：第一，很明顯，畫面上當年的社運青年都是很普通的人，但他們有理念、有創意，並具行動力，純真也值得信賴。第二，更有意思的是，原來警察與「廢青」的對話，從來便是如此，因此我們從來便沒有敵人。
此為本文的最後一句話，鄭重道出：感謝拍攝者和林森的工作，感謝電影！
2017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