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劇情電影發展到《天堂的孩子們》（Les enfants du paradis, 1945）已是一個巔峰，很多歐洲導演為尋找出電影表現形式的其它可能性，而走上了新的敘事風格探索之路，像50年代末法國新浪潮運動催生下的一系列名作，和60年代初亞倫•雷奈、費里尼等導演強調抽象化電影語言的使用，以及將心理「意識」置於「情節」之前的表現方式，都對後來的作品產生深遠的影響。英瑪褒曼在1957年的《野草莓》中，已嘗試按照夢的邏輯來組織時空交錯的精神旅程，不過直到構思拍攝《假面》（Persona）的這一階段，他才更「放得開」地運用前衛的表達手法（越過「邏輯」），去探討人內心世界的混亂與矛盾。
為能夠突出主角的心理狀態變化，英瑪褒曼在《假面》中參照了室內劇的形式，和觀眾展開著精神層面上的交流（他自《對鏡猜謎》起的「信仰三部曲」裡面，已經喜歡采取類似的形式）。室內劇封閉的空間特點更適合探索人物幽閉絕望的困境，而《假面》冰冷的醫院、小島（被稱為褒曼島）、無人的海邊和小屋，正好構成一個隔絕外界的環境，起到了對角色孤獨無助的暗示作用，也使得觀眾更能聚焦於主角情緒上的起伏。
英瑪褒曼的《假面》，題材部分即源自於斯特林堡的劇本《陌生人（The Stranger）》，在《陌生人》中，X夫人不斷的獨白，就像《假面》內的護士Alma的自言自語；而關於Y夫人究竟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還是X夫人人性分裂的疑問，也跟《假面》的兩位女主角——Elisabeth和Alma是否為同一個人的疑惑類似（電影名Persona在文學創作中就有「第二我」的意思）。觀眾觀看《假面》，可能會先是覺得Alma與Elisabeth的曖昧關係如同Lesbian；但自Elisabeth的丈夫到來，誤認Alma為Elisabeth，又與Alma發生不合情理的親密舉動（真的Elisabeth在一旁觀看）之後，一種「二人是不是同一個體的兩個分身」的想法，就會在心底萌起。
有一幕，導演以印象主義的畫面（朦朧與霧）襯托了Elisabeth走進Alma的房間，並揪起她頭髮的動作；但到第二天早晨，Alma詢問Elisabeth昨晚有否來探我的時候，Elisabeth卻搖頭否認。這一情節，令人產生了對眼前看到的海邊小屋、Elisabeth丈夫的到來、甚至Elisabeth這個人，是不是Alma自我虛構幻想出來的懷疑。英瑪褒曼刻意於電影內製造出「夢」與清醒的難分，從中模糊現實與虛幻的界限，也模糊了Alma與Elisabeth之間的界限。這包括Elisabeth的幾個睡去、醒來的鏡頭，讓人感覺到接下來的情節可能發生於她的夢中，還有Alma對Elisabeth母子關係的長篇敘述後，導演將她們兩張臉拼合在一起，都有一種模糊二人差別的暗示，增加了電影的迷惑性。
《假面》通過蒙太奇呈現的後現代式開頭，更是深入理解影片的關鍵。它由兩個亮點（弧光燈的兩個碳棒）逐漸擴大開始，跟著是被卡住播放的卡通、無聲喜劇片的片段（好像來自差利卓別靈的作品）、蜘蛛（是英瑪褒曼早期電影的重要符號，令人想起英瑪褒曼的《對鏡猜謎》）、綿羊的眼睛（照應了路易斯•布努埃爾超現實主義的《安達魯之犬》）、用錘釘在手掌上的釘子（象徵基督教）、瑞典冬天的森林、刻板又尖銳的欄桿、死尸，最後一組鏡頭按正常的速度切換：一個瘦小而病態的男孩，俯臥在一間空病房裏靠墻的小床上，慘白色的畫面令觀眾聯想到前面的停尸間，但之後這小男孩觸摸著一張很大的、模糊的女性面龐（代表母體），又令人覺得這空間如人的子宮內。
英瑪褒曼要如此鋪排電影的前奏，就像洗牌，快速回放（洗去）他前期電影探討過的命題（蜘蛛、宗教……），他解構了自己，又重建了自己，好比對人生前一段落的告別（停尸間），而同時新的自己（新的要探討的命題）亦將出現（子宮）。英瑪褒曼在拍攝《假面》之前，生過一場大病，這可能致使他對人生、對電影會有更多的看法（英瑪褒曼自《假面》開始，將視線從宗教移向了人的內心世界）。病床上睡不定的小男孩，代表了那時生病的自己，也代表了那時有些不安的自己。褒曼曾於1970年的訪問裡頭說過這印象深刻的經歷：他因要做手術打了麻醉，從而使他進入了模糊混沌的狀態，感覺到自己意識的逐漸消失，但又有種解脫的快感。英瑪褒曼將此「模糊」的狀態形象化地顯現在這小男孩的身份上，而致使人疑問小男孩是否真的是Elisabeth的兒子？他與Alma戴眼鏡的動作為何能令我產生到聯繫？此外，小男孩觸摸的女性面龐亦是作「模糊」處理，Alma跟Elisabeth的兩張臉交替地出現，不過令人難以一下子就辨認得到。飾演Alma的Bibi Andersson曾說過連自己都有一刻分不清那張拼合一起的臉究竟是誰，而我想英瑪褒曼也有通過一系列「混淆」的影像，表達出「意識跟現實相脫離」的想法。
《假面》的這個表面「故弄玄虛」開頭，傳達了影片的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超離現實才可看穿現實、打破臉上的面具。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潛意識具有能動作用，它主動地對人的性格和行為施加壓力和影響，比意識（自我）更起到一個決定性作用。而《假面》的「超現實」就如潛意識中的「超我」，能釋放思想與感覺的活力（好比英瑪褒曼打了麻醉後的解脫），更能令人看穿事情/事物的本真。現實致使人變得虛偽，在影片中，Elisabeth本身即為一名演員，而希臘語「persona」的原意就是演員臉上的面具。當Elisabeth選擇離開了舞臺、避世於海邊，即代表她決定從現實中出走，撕毀自己的面具；但本來樂觀、健康的Alma因為「現實」的驅動，漸變得多疑、情緒不定、愈來愈不正常，她們到最後像換了身份，誰是真正的病人，大家一目了然。
按照我的理解，Elisabeth與Alma是不是同一個人，並不太過重要。英瑪褒曼想以此兩人形成兩條緊密的紐帶，賦予了現實與超現實（或真實與虛幻）之間的象徵性，而這象徵性又影響了後世的電影（包括Robert Altman的《3 Women》），成為《假面》中更重要的價值體現。影片巧妙以「情色」的環節，增強了兩人的緊密性，像Alma向Elisabeth坦露的一次在海邊意外的交歡經歷，仿佛是將心中最隱藏的秘密說給親密無間的情人聽。Alma的整個敘述沒有一個閃回的鏡頭，從而營造了一種強有力的情欲氛圍，據Liv Ullmann回憶，她當時在現場也聽得性慾大起，其投入的表情是發乎內心並非表演出來。另外，Alma近距離對Elisabeth的觀察，和Elisabeth撫摸Alma額頭、頭髮的一幕，也是二人接近內心交融的體現。Alma的幻覺場景和真實情節相互融合，她的主觀想象跟真實混淆不清，就如兩位女主角的外貌從開始的有點相像，到後面重疊一起，被導演模糊了二人的差別性一樣。
《假面》有一段臺詞令人深刻，英瑪褒曼借心理醫生之口，說出了Elisabeth沉默的因由：「生存是一個無望的夢，每秒鐘都保持警惕，注意周圍。與此同時，在別人心目中的妳和妳自己心目中的妳存在著一個深淵，每一個聲調都是一個謊言，一個欺騙行為，每一個手勢都是虛假的，每一個微笑都是一個鬼臉，妳能保持沉默，至少妳不必撒謊；妳能離群索居，把自己關起來，於是妳不必扮演角色，不必裝模作樣，不必做虛假的手勢」。在電影內，我們先可以把「語言」看成為一個「真實」的代表符號（這「真實」有兩層意思，一層是為適應生活不得不要有的現實性，一層是它的存在性）。Elisabeth選擇了沉默，即為一個撕掉現實面具的開始，她前面的神秘、不可接近的形象，到後來卻令觀眾產生了憐憫感；相反，一直嘮叨不斷的Alma，因有語言表達出的慾望作祟，慢慢令她變得會算計，比Elisabeth更深不可測。Alma不能自拔地滔滔不絕，愈似是一種負擔、累贅，她的話語跟Elisabeth的沉默也產生了置換，使我覺得「語言」都會淪為成一種虛無（之前是「沉默」代表虛無）。
在Alma講述Elisabeth母子關係的高潮部分，英瑪褒曼以兩段相同對白可拍攝角度、燈光不同的段落，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影片中關於「轉換」的多重內涵。這「轉換」是鏡頭180度的轉換，也是一種身份的轉換，Alma形容Elisabeth如何對孩子的厭惡、如何不想要孩子，其實亦在說自己的過去（Alma說過沙灘上的那場交歡令她懷孕了，後來她選擇了墮胎）。沉迷於妄想內的Alma，愈令人覺得虛偽虛假，然而觀眾先入為主，認為Alma幻想出的Elisabeth，卻愈來愈表現得真實，「虛假」跟「真實」的轉換，還有之前提過的Alma一直說不停的獨白，語氣從開始的自信漸顯得有點不知所措，到最後，她的胡言亂語令故事支離破碎，「說話」在「沉默」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有評論曾指出兩位女主角似吸血鬼，當Elisabeth在迷霧中神秘地走入Alma房間的一刻，或是之後換過來，Alma到Elisabeth的房間，親密地對她的觀察，都如吸血鬼「行動」前的動作。最明顯之描寫，就是接近結尾處女主角的吸血鏡頭，猶像藝術家的攫取一樣。女演員Elisabeth前面有意識地要控制，或更嚴重地說是把玩、摧殘Alma，寓意著藝術家的刁難習性，喜歡以榨取他人活力來滋靈感的慾望，如同吸血鬼；但到後面，這「摧殘」又發生了「轉換」，表現在Alma從語言或行動上對Elisabeth的壓迫。影片涉及暴力的元素，假若聯繫上Elisabeth跟Alma可能是同一個體的話，她們就是在折磨著自己。英瑪褒曼從中觀察的「自我」的角度，既站在了前面所述的超現實位置，去透析複雜人性的其中一個本真，也如向神父的告解，說出心內最誠實的想法，他借Elisabeth一角來代表自己，於Alma罵Elisabeth太自以為是的時候，其實亦是導演對自己的怪責與反思。
《假面》有多個教人難忘的面部特寫，都表露出掙扎、迷惘等混合的情感。像第一個對Liv Ullmann的長鏡頭特寫，伴隨光線的漸漸變暗，令人走進未知的領域；另外，Elisabeth的丈夫跟Alma親密時，鏡頭前面出現的一半Liv Ullmann的臉龐，也可以理解成人性總有一半為陰暗的展現；而在Elisabeth聽Alma講述她母子關係時，Liv Ullmann的表情甚是豐富地從帶點邪惡變為了痛苦，則總結起她「角色」的轉換；到結尾一個分裂的臉，一個人說話，一個人嘴動的處理，更是將影像抽象化了。英瑪褒曼的這些特寫，俱有對現代的恐懼，60年代一些出眾的電影都會不自覺流露類似的對原子能時代的擔憂，像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的作品、雷奈的《去年在馬倫巴》，都利用了冷冰冰的影像，展現出一個生機不再的世界。
而往更深一層去分析，《假面》將這大世界的逐漸崩潰，又用來「修飾」回人性的命題。美國的越南戰爭、佛教徒的自焚、西方文化中的性原罪意識、戰爭的瘋狂、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等，統統在英瑪褒曼的電影內歸諸為對人性的疑惑。在Elisabeth緊盯的那張描述一個小男孩被從華沙難民營帶走並將被屠殺的經典照片之前，鏡頭是對著被堅硬巖石包圍的Alma，她的痛苦又不單純的表情，令觀眾會覺得人心叵測，而陰暗的配樂伴奏下，更俱一種不可預知感。Elisabeth看著的照片，或電視出現的佛教徒自殘畫面，就如象徵的作用，它們揭示人的黑暗面與潛藏的暴力意識，再善良的人也可以做出讓大家出其不意的事情。
英瑪褒曼將電影的結構「砌」得非常奇異，它開端叫觀眾眩暈，但接著的大部分影像都靜水深流，情節不難被人理解。Alma打碎玻璃杯的一段是全片重要的轉折開始，它預示自己的面具也跟著會破碎，真面目將要露出；之後插入的蒙太奇把觀眾從電影中拉了出來，使影片的正常步伐又重回到不正常，一如Elisabeth舉起相機，打斷了前面情節發展的感覺。英瑪褒曼的這些手法體現了他的「自我意識」，60年代是一個自我意識萌起的年代，《假面》之幻想及對觀眾的強迫，充分表現導演在電影中的絕對主導權。簡單地解釋，它就是導演的「一場夢」，隨人的無定意識如舟漂流，但《假面》又不同《去年在馬倫巴》或《八部半》那類型電影，它有較為清晰的情節作支撐，因此才更顯出《假面》的獨特性。
影片的結尾，Alma穿回了護士服，好像跟她第一次見Elisabeth的場景一樣，什麽也沒有發生；再之後Alma整理好小屋，對鏡子照了一照，她自己又做出Elisabeth對她的動作——撫摸額頭和頭髮，並戴好了「面具」，重新投入到現實的生活中；最後，拍攝人員的出現，弧光燈的亮起，電影又返到了混沌狀態，跟Elisabeth開口被逼著說的「沒有」，達成聯繫。英瑪褒曼的《假面》，根本就是要進行對電影的「解構」，他將這作品當為現實的persona，且以「解構」的手段配合貫穿全片的形而上意識，使一切歸往「虛無」，使影片步入「死亡」，這如英瑪褒曼在手術前的麻醉裡獲得的「不存在」感受一致，電影也都會擺脫導演的控制。
法國新浪潮旗手杜魯福說過：「褒曼已經做了我們發夢都想做的事情，他寫電影就像作家寫書，只不過他用的不是筆，而是攝影機」。褒曼的《假面》，闡述了他關於人性的觀念，在俱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同時，也是他個人心靈體驗後的自傳式書寫。擔任過皇家劇院總監的褒曼，厭倦了對人阿諛奉承的虛假，他要以這部電影，把藏於潛意識中的複雜感覺，儘量地從心海內打撈出來，讓「誠實」擊碎面具，讓本屬於自己的一面，能夠得到真正的「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