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來,天公發脾氣,幾乎每日都陰霾漫天,不見一點陽光。有一天,難得放晴,馬上約了朋友,到處遊玩一番。
我們在沙田火車站出閘,再到附近的小巴站轉車。小時候,沙田給我的印象是幽雅清靜,人們在城門河旁閒逛,無憂無慮。沙田與市區只隔了一座獅子山,便恍如隔世,果是人傑地靈之福地也,聚了不少香港的文人雅士。想當年,余光中先生住在沙田,盡吸沙田靈氣,寫下《沙田山居》與《沙田七友記》。如今,經濟發展打破地理的隔閡,少了幾分靈氣,卻多了幾分人氣。我們在地鐵站裡,過客熙來攘往,好不容易方能出閘,然後在小巴候車,人們來去如梭,其旺不亞於旺角,其鬧不亞於銅鑼灣。
在繁忙的喧聲中,我聽到一段結他的旋律,並有一鼓聲有節奏地伴著,後有一段歌聲。唱歌的音樂人的唱法雖有點幼嫩,仍需磨練,但充滿信心,使音樂富有生命力。我馬上左看右望,在人群中尋歌聲的來源,像找Wally那樣。終於,在不遠處的天橋口,見那兩位音樂人。他們都很年輕,似二十出頭,一位在擊打單鼓,另一位在彈結他和主唱。他們十分投入,將手上的樂器化成神奇的、使人愉悅的音樂,在充斥噪音的環境中添一分美感。
然而,現場有很多人經過,卻沒有一人駐足在他們的面前享受音樂。那些過客各懷目的,匆匆而過,對他們而言,沙田站外這一段路只是路程之一,當中發生的事與他們無關,也沒有閒情逸致停下來,聽無名音樂人的音樂。縱是沒有人聽他們的音樂,亦不知道聽眾在何處,但這兩位音樂人依然投入音樂之中,盡自己之力,彈活音樂的生命。
我跟朋友說:「這兩位音樂人使我聯想起《薛西弗斯的神話》。沒有人聽他們的音樂,就是命運對音樂人最大的懲罰,但他們不屈服,以音樂反抗命運。」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探討存在的荒謬和生命的意義。他引用薛西弗斯的故事,比喻生命。薛西弗斯遭天神懲罰,要他將大石推上山頂。每當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將石頭推到山頂時,大石即滾下山,他便要重新開始。這個過程周而復始,無限地循環,成為薛西弗斯的悲慘命運。然而,卡繆卻說,只要薛西弗斯以快樂的態度奮鬥,表面上他不能脫離命運,但他的信念否定命運,便戰勝命運了。
人道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個人認為非也,只是精英主義),但這兩位音樂人不計利益和個人得失地投入音樂,此舉簡直是向命運挑戰。不過,他們的生命因此發揮。他們沒有一般香港人的愁容,因為他們展現自己的生命力,發揮自己所長和所愛,與匆匆而過、愁眉苦臉的人成很大對比。
最近有調查顯示,香港的工時為世界之最,而人工不見得提升,使不少人羨慕外國的優質工作條件。我想,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工時長短,而是大家感覺到這一份工作正在扼殺自己的生命力,活得毫無意義。有些人剛從大學畢業,即找了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活得像喪屍,雙目無神,明明很年輕,青春卻就此毀滅,更似一位無生存意義的老人,豈不痛哉?
香港確是世俗之地,其世俗的力量如命運,強不可擋。然而,正因這命運先天附在香港人身上,反抗才顯得更有意義。命運的力量越強,因反抗而發放的生命力則越強!我為那兩位素不相識的音樂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