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想過由窗口跳樓自殺，謝建業今日成功對抗抑鬱症，過著重生的生活。（攝：吳煒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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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探訪禮品包 x 50名康復者]
2/ $6,000用於提供車馬費予義務探訪員
[$300車馬費 x 20名義務探訪員]
3/ $5,000用於籌辦予康復者的社交活動（例如本地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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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籌集的資金，將全數用作營運本項目。如最終集資金額，超出原來設定之目標金額，額外款項將會用作擴大營運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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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與康和執委上門探訪精神病康復者
工作時間：暫定在5月至7月舉行，每月參與兩次周末家訪
所需技能：沒有特別要求
簡介會：暫定5月13日舉行，時間地點待定
回饋：車馬費、義工感謝狀
〈從萬念俱灰到一念澄明：抑鬱症患者的康復之路〉
接近《一念無明》的尾聲，曾志偉的一眾鄰居對余文樂的躁鬱症七嘴八舌。曾志偉反擊他們對精神病的污名化。
「雖然我有精神病，他可能有其他病痛，糖尿病、癌症......大家不知道而已，又不過是一種病」，這不是曾志偉原裝的對白，而是當我看到這段場口的時候，腦海浮現謝建業的這段話。字眼略略不同，意思一模一樣。但謝建業不是電影角色，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精神病康復者。
謝建業習慣將每天要嗑下的藥丸分到一個小小的藥盒，十一粒藥丸，,一格格分清分楚，有糖尿藥、心臟藥，還有鎮定劑和抗抑鬱藥。自從在2004年嘗試自殺，被送院之後，他一直定時服藥，也不敢停藥。
「那時住在19樓，已經拆掉窗花，打算跳下去！」，謝建業掃一眼旁邊的窗框，呼一口氣。「幸好有驚恐的感覺，還有我當時沒有飲酒」，他懸崖勒馬，但因為同時吃了大量藥物，被救到東區尤德醫院急症室，精神科醫生其後確診他患上抑鬱症。
二十多年前，他大概從沒想到如今居於洪水橋的一人公屋單位。當年他做生意，大富大貴，樂活無憂，住在半山豪宅，只靠平治出入，與太太女兒一家融洽。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夕，他甚至舉家移民到加拿大。
怎料一個金融風暴，捲走他一半的人生。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晚晚借酒消愁，漸漸與家人交惡。最終他離婚收場，又被迫破產，從大宅搬到劏房，生活劇變。
「風光的時候，晚晚都去夜總會、卡啦OK、打麻雀；當你沒有錢的時候，走到街上也不敢望着別人，垂低頭，怕被人認出，整個人很失落，完全是兩回事」。回憶前塵往事，快將70歲的謝建業，說話仍然條理清晰，若然覺得說得不好，會停頓一下再整理思緒，務求每一句話一擊即中，可能這算是他目前僅有的小小執著。
謝建業找到開解自己的方式走出陰霾，七十歲的他已經沒有太多執念，知足常樂。（攝：吳煒豪）
當年他的執念更大，從大老闆變成劏房租戶，原先夜夜笙歌，從此夜夜失眠。他當時經常賣醉飲泣，開始思緒紊亂，一念生萬念，「想法極度負面，明明是小事又要放得很大，例如別人在街上談天，我會以為他在笑話我。其實他不認識我，沒有可能談及我 。」，但他毫不覺察到自己生病，直至嘗試自殺當晚。
當醫生告知病況，他不敢置信自己與精神病扯上關係。「我覺得很正常吧，（生活落魄而）沒有臉目見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過，他留院數星期，躺臥病床，遠離酒精煙草，服藥數星期後，他心情慢慢平靜下來，感覺比之前舒泰，開始接受自己「有病」的事實。
但怎樣與寶貝女兒交代去向呢？他離婚後，年幼的女兒隨前妻定居加拿大，父女每隔一段日子通電話。謝建業一直掂掛卻不忍與她聯絡，直到幾個月後病情稍稍穩定，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但這一通電話談不了多久。
「女兒第一句問我：『Daddy 你到了哪裏旅行？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應」。說一個人「有病」，本是陳述事實，在日常語境下卻是侮辱的說話。向人坦承自己「有病」，更談何容易？「我的心揪住，很辛苦，我說：『唔係呀，爸爸我病』」，但原來她早就知情，只想由爸爸親口證實，「她沒再出聲，大家靜下來兩三分鐘」，不知是誰先掛電話。
「她認為爸爸一向做老闆，很多事情都處理到，怎可能會有抑鬱？」，當時女兒不明白他的痛苦，反而他明白女兒的痛苦。離婚之後，父女分隔，關係早已大打折扣，更何況爸爸患情緒病，女兒必然晴天霹靂。「 大家經常說，你要修補一個關係需要好長時間，破壞一段關係，幾句說話就可以」。就算修補自己破碎的心靈，謝建業也用上了好幾年時間。
女兒身在加拿大，兩人會以電話、WhatsApp聯絡。想念女兒時，謝建業就看看枱頭的照片。（攝：吳煒豪）
至親不在身邊，當年一同飲飽食醉的朋友早就離他而去。他的兄弟姊妹不時會探望他，算是少少的寄託。當時謝建業早已沒有工作，整天屈在劏房。首先帶他走出陰霾的，是社工朋友。
社工帶他到當區的精神健康服務中心，認識同路人。後來，他更開始跟隨社工出門做義工。「以前一說起做義工，我會憤怒。我以前當老闆，員工說去做義工，不能加班，我會罵他們，為什麼有錢你不賺 （而去做義工）？」，但一向在商場上得心應手的他，第一次做義工賣旗時卻不知所措。「當他們不肯買的時候，我會很失落。但有兩三個人不願買，我就會放棄。我跟社工說不賣了，我怕我抑鬱症復發」。不過，社工一路鼓勵，慢慢說服他不要放棄，最終又成功了，「我用了兩個小時，將我手上的六張旗紙，360張旗賣光，很鼓舞」，謝建業踏出第一步，會心微笑。
做義工的過程為他打開一扇窗，讓他再次喚發光芒。自此，謝建業加入不同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病人自助組織，例如康和互助社聯會。他經常參與義工活動，甚至比上班還要忙碌。到學校分享、上門探訪，甚至演話劇，他都一一嘗試。「我那時還有個紀錄，連續十一日做義工，還是不同的機構呢！」
謝建業最初到處分享的時候，也會擔心別人的想法，「初初會介意別人如何看待我，慢慢就覺得他又是人，我又是人。雖然我有精神病，他可能有其他病痛，糖尿病、癌症......大家不知道而已，又不過是一種病」。
住在一人單位公屋，日子平淡，謝建業卻活得坦然。（攝：吳煒豪）
義工生涯久了，他越是體會到一回事：復康的關鍵，是先接受自己。「最重要是自己幫自己，如果你連自己也不幫助自己，沒有人可以幫到你。你可以不開門，很多會員都沒有門鐘。不在家中，又不聽電話，大有人在」 。問題是，如何令他們踏出這一步？
他指一指自己，「一個嚴重抑鬱症的人，曾經自殺的人，現在如此珍惜生命，認識到感恩，用生命影響生命，（康復前後的） 分別可以如此大」。當他願意面對過去，亦希望引領其他人走出黑暗，與他們建立連繫，「我會當作是大哥哥的身份，因為在復康中心相對地我的年齡比較大，我會主動和他們聊天，或者約他們飲茶、行街之類」。他如獲新生，不比從前聲色生活遜色。
他現在身邊多了一班康復者朋友，閒時飲茶相聚。有時話題觸及病情，有些朋友十分忌諱緊張，「他們立刻會說：『小聲一點！』，很怕別人聽到」。他直言自己幸運，病情穩定，思路仍清晰，對答如流，沒受到什麼白眼。但有朋友的確可能因為病情、藥物副作用而顯得不一樣，容易受不友善對待。所以，他更加希望透過義工活動改變污名化，讓大家接納：「帶給大家正面的看法，讓社區人士看到原來一個精神病人不只是自言自語地罵人，其實他們也可以有系統地、正面地分享他的經歷、他的病」。
謝建業不肯定他的行動可以為大眾帶來多少改變，但最起碼在女兒身上奏效。那一通電話原來是彼此新的開始，他不時打電話分享自己做義工的經歷，近年時時以Whatsapp溝通。有一次女兒回港，甚至跟隨父親參加活動。謝建業笑着展示照片，相中女兒投入遊戲，與其他康復者打成一片。「這是我最開心的事，因為我也怕她會歧視我們。如果自己的女兒也歧視康復者，我又怎跟別人說不要歧視呢？」
謝建業那一天被邀請分享經歷，他一路說，一路看到女兒坐在旁邊，專注地聽他發言。當日電話的沉默可能曾經推開彼此，多年後，父女又再連繫起來，一起幫別人走出困境。近年謝建業年紀漸長，不宜經常外出做義工，但康和互助社聯會近期籌辦的「同·伴·行」計劃，由康復者帶領公眾人士探訪其他康復者，他打算鼎力支持，「只要有別人的接納，我們就會康復得更加好、更加快」。
康和互助社聯會員工到來探訪謝建業，而他也會參與協助精神病患復康的工作。（攝：吳煒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