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facebook流傳著一張西鐵站「堅尼地城」站名的圖片，因站名「堅尼地城」中的「堅」字，疑是寫成简体字的「坚」，有人急不可耐的跑出来称「殘體字」入侵，不尊重香港人云云。
從政治意識形態、生活習慣來說，我與很多香港人一樣，堅守香港原生態文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觀。但是某些人指責「堅」字是殘體字，就讓人哭笑不得了。如果是印刷體寫成「坚」，你可以說「坚」是「殘體字」。簡體字「坚」，是繁體字「堅」的草書，再由「草書楷化」而來的。指摘「堅」草體是殘體字，要麼是無知，要麼反應過度，欠缺理性。這是稍微有點書法修養的人都知道的常識，王羲之、黃庭堅都這樣寫過，那他們是不是在寫「殘體字」呢？
很多香港人帶著意識形態的「眼鏡」去衡量一切事物，認爲簡體字是中共胡編亂造出來的。大概記得演員黃秋生曾說，大陸人一半人不認得正體字，中華文化在大陸已死。
真讓人起雞皮疙瘩，繁體字不是天書，受過初等教育的中國人，完全能輕易辨識繁體和簡體。讓當今中國人讀不懂古代文獻的真正原因是「白話文」。這個怪不了共產黨，要罵只能罵「始作俑者」胡適先生了。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先生懷疑禪宗高僧虛雲年壽誇大，虛雲的弟子和好友就歷數胡適先生的「罪狀」，提倡「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是其「罪」之一。
不可否認，簡體字的出現跟中共當時激進的革命觀有關，當時共産世界的領袖斯大林、毛澤東都認爲漢字必須簡化，而且認爲必須走拼音化的道路。但是實際上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學術精英，在簡化漢字的時候態度是相當慎重的，基本上都是按照國民政府也曾經採納過的「錢玄同簡化原則」在簡化。
其實，現今使用的簡體字中有30%在先秦兩漢就存在，比繁體字還古老，如：个、台、从，簡體字中有80%是在中共建政以前的唐、宋、明、清、民國，以俗字、異體字、手頭字的形式在使用和流傳，只有很少一部份來自中共的簡化，而且這部份字又有很大一部份是以「草書楷化」原則而簡化的，只有極少數字是中共的「創新」。以上的結論和數據都有堅實的證據為基礎，筆者在此不一一舉證道來。
有人說了，漢字都有來歷，簡體字不符合「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六書原則」，是破壞文化傳承。其實，繁體字也只有一部份從「六書」原則講得通，很大一部份依照「六書」也講不通。而這所謂的「六書」，是漢字系統成熟以後，古人做的總結，原始漢字在造字時，並不是都依據這幾個原則，有的字就是一個抽象符號，什麽都不代表，就跟你問英文Ａ爲什麽寫成這樣？文字朝著抽象化符號化演變是客觀規律。
所謂的「文字改革」，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創造另一套文字系統，無非就是「規範」和「簡化」這兩種方法，秦代統一文字顯然是一種規範加上合理的簡化。中共政府第一批簡化漢字是由一大批學術高深又理性的學者完成的（如周有光先生），從純粹「語言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第一批簡體字應該說比較成功的。
1977年12月20頒佈了第二批簡化漢字。二簡字當中，存在極左意識年代產生的民間俗體，但是制定和頒佈也是理性學者和文字專家的產物。不可否認，「二簡字」不管是在民間，還是在學術界，的確存在很大爭議，但是二簡字的「廢止」，更多的因素是考慮漢字的穩定性和保留漢字文化延續性，而非「工具性」。中共廢除「二簡字」正是考慮到社會上對漢字簡化持否定態度的聲音。
從清代到民國，在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中，普遍認為漢字落後，必須拼音化，如魯迅先生甚至說「漢字不死，中國必亡」。但章太炎先生指出漢字的生命力不可估量，作文《駁萬國新語說》駁漢字落後論。由此理解，維護繁體字是「民族意識」的覺醒。「殘體字」之說有這個因素，也有不理性的成份參雜其中。
今天香港社會批評簡體字的聲音，很少文章能說到點子上，記得曾經看過「香港第一才子」陶傑的一篇文章〈學術說殘體〉，從常識角度一看，好像有些道理，但從學術的角度看，純粹就是預設立場，信口開河。這也無所謂，文人嗎，都以為自己真理在胸，別人都是腦殘。但是，關鍵陶傑標榜自己是「學術」，那就必須要以學術的高度仔細的論證了。陶文中除了對「二簡字」一些批判筆者基本認同，其他觀點、結論都不值一駁，根本不是什麽「學術」。仔細一一臧否可以寫一篇論文，僅舉陶傑文中一例：
野鷄的「鷄」字，簡化成「鳮」。即是以一個「又」字，取代了「奚」那半邊。
可是，中文的正體，「鷄」有兩寫，也可以作「雞」。以「又」代「奚」，以此邏輯，「雞」的簡體又可作「难」。
但是，「难」卻是「難」的簡體。這就是邏輯的盲亂。中國的小孩，三五歲就被愚昧的中國父母，以愚昧的簡體來亂指揮，長大了，變成腦殘，是很自然的事。
關於「雞」字的簡化，幾年前就在網上引起過討論，這不是陶傑的原創觀點，陶傑看了一篇網絡文章， 就跑出來大言不慚稱「學術」，典型搞不清漢字演化的來龍去脈，沒認真做「功課」。
「鷄」和「雞」其實在上古是兩個字，「鳮」也不是中共的新造字。
漢字在商周時期成為成熟的文字系統，但是，在商周時代一字多寫很普遍，因為當時的漢字象形意味強，書寫者像作畫一樣多一筆、少一筆，或者不同的人畫出的圖形有差別很正常。另外，封建割據也是導致文字各異的原因，這個現象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代結束。如1965年在山西聞喜出土的戰國時代的「侯馬盟書」，這是現今出土最早的毛筆書寫漢字的文物，「侯馬盟書」中，一個漢字的寫法在中原幾個小諸侯國中就有幾十種之多，可見當時漢字繁雜紛亂到了什麽程度，這也是日後漢字異體字多的原因。
筆者儘量不涉及術語，用通俗簡單語言分析陶傑的錯誤:
「鷄」和「雞」兩個字的右半部份「鳥」「隹」是漢字的「形部」，「鳥」和「隹」這兩個字都表示鳥類或者禽類的意思。
「鳥」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指頭頂有冠、長尾、長爪一類的禽類，比如公雞。「隹」指的是短尾、短嘴、短腿的小型鳥類，比如麻雀。
簡單說就是，古人把長尾鳥寫成「鳥」，短尾鳥寫成「隹」。當然這種分類法是不符合生物學，是古人最直觀的概括，比如：蝗、蛙、蛇，「形部」都是「蟲」，但三種動物分別是昆蟲、兩栖、爬行。
「鷄」的左半部份「奚」，在古文字中是表示捆綁的奴隸，但這個字在這裡，既是「聲旁」，也是「形旁」，「奚」「鳥」組合在一起，造成的字表示的意思就是：古人從野外抓捕到未經馴化的野雞，用繩子綁起來馴化以後成為家鷄。而「鷄」的讀音「古西切」，類似于粵語的發音，用到「奚」的韻母「i」。
上古漢語大多數是單音節詞，雙音節詞很少，所以，「鷄」在上古代表公雞，「雞」代表母雞，或者馴化后的短尾雞。隨著漢語演化，雙音節詞大量出現，區分「雞」和「鷄」使用複合詞就行了，如「公雞」和「母雞」，不需要用字形區分，所以，後來「鷄」和「雞」就形成了互為異體字。看看這兩個字甲骨文的寫法，一目了然就可以發現差異。
至於簡化字「鳮」中的「又」，陶傑將其理解為將「奚」的簡化，這顯然又錯了。
第一，「鳮」這個字並不是中共創造的簡化字，在清朝印刷刊行的《金瓶梅奇書》就將「鷄」簡化成「鳮」。很多證據，不一一例舉，在明清就有簡體字「鳮」。
第二，「又」這個部件在漢字中是「萬能部件」。「又」部件的源頭大約有七八個字。如篆書和金文等古文字中的「父、手、爪、艸」都演變成楷書「又」這個部件。「鳮」中的左半部份嚴格來說是「ㄡ」部，而不是「又」，「ㄡ」和「鳥」部在一起，「ㄡ」是代表「爪」的意思。因為這些字形十分相近，後來乾脆將其統一成一個字「又」。
例如：古代西域國家「大月氏」中的「月」，其實念做「肉」，不是月亮的「月」，大月氏中的「月」真正的寫法是「⺼」，在甲骨文中是形似「肉排」的象形字。現在做「肉字旁」如:胖、腫、肥都寫成「月」，因為大月氏的「⺼」已經很少用了，為了規範就約定俗成為「月」。
又如：「夂」和「夊」，寫法差別很小，後來統一成反文旁「夂」，但「夂」在攻、收等字中是當做「攴」，是一種武器的意思，在「教」字中反文旁的意思卻是「父」的意思，甲骨文是一個手拿權杖的會意字，是父權的象徵。
所以，漢字部件「又」和偏旁「夂」一樣，由多個漢字演化而成，雖然字一樣，但在不同字中的含義並不一樣。因為有時候漢字筆畫長一點、短一點，出頭不出頭，都代表不同的字，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為了不造成混亂，就乾脆將寫法統一了。不過，也有沒統一的，比如：已、巳、己。
所以，陶傑那樣的推理完全是錯誤的，他只要看一下《說文解字》就不會這樣信口開河稱「學術」了。你可以討厭簡體字，你可以維護繁體字，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學術批判，就必須做好「功課」，才能打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