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演員把身體摺疊，化成機場輸送帶上的行李。演員重覆動作，一次又一次被輸送。然後，輸送帶化成跑步機，演員輪流在上狂奔。他們似乎在追趕著甚麼，卻未曾意識到，儘管動作有多猛烈，也只是回到原地。
有人說網絡世界是一座無法標記的真實城市，而它是虛擬還是真實，取決的，是那運用的人。陳炳釗，《電子城市》的導演，猶如那彌留於城市縫隙的人，一直試圖在劇場標示出他心中的真實城市。
《電子城市》二度公演：回應全球化下的城市變化
時間回到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社會、經濟陷入困境；另一邊箱，政府急推基本法23條並首次引進自由行，最終50萬名市民在七一走上街頭。同年，德國的李希特 ( Falk Richter ) 寫下了《電子城市》，陳炳釗則努力地在更著重營銷的消費時代經營劇場。
《電子城市》裡有一段：「全世界一式一樣，我覺得自己不斷check in，但就從來無check out 過。我周圍去，但就無郁過……我住喺呢度，但係呢度唔係我屋企。」
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除了世界經濟一體化；似乎連迷茫二字，也成為了普世的共通語言。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世界被絕對理性化：當密碼等同人的身份
劇中的Tom一直記不起自己要輸入的密碼，他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懼。全球化下，人的世界變成如同生物鏈一般的系統，而這個系統，由網絡、數字和數據組成。因此忘記密碼，如同忘記了自己在這個世界建立的所有。
「這種感受，相信我們也很清楚。現在每人也有可能有20多個同類型的密碼，但我們好像相對習慣了。密碼是一個重點……劇中不斷重複某個數字，好像是某個系統。有一個階段，我們比較意識到這些密碼。特別是開始用電腦與網絡，開始有ICQ……開始有代名或假名的時候，那個年代對密碼的敏感度好像更強。」
「我想說的是，我猜阿否( 李希特 ) 所代表的是西方哲學。當中比較敏感的是，人被數量化及數據化。又或是，這個世界好像被某種純數的系統控制……這是西方哲學邏輯的講法，即這個宇宙是否由絕對的理性控制的呢？有一種說法就覺得，也不是的，絕對的數學原則當遇上人類文明，即有語言的時候，其實產生了某種變異。就如人的感情，就如心理學……是不是也被某種絕對的數學邏輯支配？我覺得他們在思考這些。」
釗稍頓，幾乎不帶表情。眼睛轉動，似乎專注地思考著甚麼。
「我覺得，如果把所有東西密碼化的話，危機就是……人的文明，就會傾向那種絕對的理性化。這是我們今次未有深入探討的，因為比較……形而上。」
當人被數量化——自覺被操控
釗笑言，他與演員的關係有趣的地方是，當演員對劇本已有強烈的既定觀念時，排練將更困難。
「我與演員討論這些問題，例如我們是否被數量化、我們是否已失去了身份、我們的生活是否已可被任何人替換.....大家也點頭，大家也有很多意見。有時甚至比我的反應更強。但正正因為大家在表層上已認同這件事，要再深入去錐 (挖掘)，就更難。」
釗緩緩拿起咖啡杯，卻未有喝下。
「難的意思是，你要質疑自己，你是否講一套做一套，還是如何？你的思考有多深刻？這是難的，不是一般的戲劇排練可以做到。如果係咁Chur，或用一種氛圍去挖演員的內在，演員相對會有一種被操控、不自主的感覺。」
「你問我劇場是甚麼……我想是一種耳濡目染。做了一套這樣的戲，留底了這樣的一種經驗，這些經驗會再走出來與演員自己的生活對話。當他可能沒有太多信念，講一套做一套的時候……就如我們排練放 break，然後大家依然是看手機，哈哈。我們也有討論過，沒有手機的時候，不看手機，我們會做甚麼呢？大家都問這些問題。但過多兩日，大家也是拿回手機出來....」釗輕輕笑著，不帶責怪。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當語言變成一種數據
釗發現在電子化的世界，人與人的溝通方式已逐步改變。那讓他想起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
「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從前相信宇宙是由純數組成的。到了晚年，即是他四十歲時，就推翻了自己，著手研究語言。我的理解是，語言有些含意，是不能清晰地界定的。你沒有辦法在離開了那個context 後界定。」
「語言是通過人的運用形成的，包括人的邏輯、語言的語法……我想，從前我們運用的是人際的處境，但現在的運用去了媒體，跟著去了電腦化……是否一步步把那個處境制度化、拿走了？如『我好掛住你』這句說話，如果留低了，check 番的時候，是否也可以check 到那個處境呢？如果check 不到，但那又會形成一個系統，一個紀錄。我就聯想到……連語言都變成一種數據。本來語言不應是一種數據。所以媒體，或是電腦世界，有可能是……會把語言的某種能力減弱。」
釗依舊不帶表情，又再陷入沉思。
「如果在維因斯坦的語言哲學裡，日常語是語言裡最重要的。那是一種基礎，是最核心的。很多新的詞語在日常生活出現，然後藝術家才在當中提煉成小說。現在我們日常的溝通方式，已慢慢地在改變……是否絕對是負面的呢？……人的存在未必很有危機，但好像的確出現了一些干擾……定義已不像從前那樣純粹，人的自由意志是絕對的？現在或許……會有動搖吧。」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當文明是一種習慣
「我其實都是一個很從俗的人。對於在日常生活裡，很多東西隨著大勢的生活模式，大家用手機我又用吧。我是接受的。雖然不斷有人提醒我們，要過另類的生活啊，一個星期不用手機的心靈效應......我也相信的。但一般人做不到這件事，我也很明白。因為是習慣，習慣是很強大的……文明也是一種習慣。只是我們如何去調節這些習慣，你說是絕對壞，它又不是。它本身有一種實際的作用，如資訊、連繫、溝通……雖然有時你跳高一個層次，就會發現，這些溝通與資訊其實不太重要。但這個層次其實不是太容易到的，也不是強逼性的。」
釗拿起咖啡杯，喝下一口。續說，
「只要你在隨波逐流的習性裡，你參與的生活裡，不論是文化、文藝、政治生活……你仍然有一定的自覺與能力……去到某一個位，你可以有一種stop的能力……那是重要的。」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從《電子城市》到香港劇場：劇場是一種修行
陳炳釗，劇場編劇、導演。他在1998年創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現仍為其藝術總監。相信曾到過土瓜灣牛棚藝術村的，都會認識前進進，而提起前進進，就必然與「實驗」、「先鋒」等詞劃上等號。
前進進自2001年遷入牛棚藝術村後，自主營運牛棚劇場，並引入文化交流及合作計劃。他們曾與世界各地的藝術團體合作，由臺北、日本至波蘭，也是本地小劇場獎多年來的常客。他們近年致力發展「新文本運動」，把歐洲的新文本 ( New Writing )引入香港，以讀劇、主題戲劇節、網上資料庫、研討會等，全面擴闊本地劇場的創作視野，在本地劇場業界備受尊重與肯定。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劇場的世俗面
劇場在香港仍是小眾，在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下，當藝術也被迫量化；如何經營出心中的理想劇場，遂成某種時代性的難題。
「做劇場的人有很多壞習慣，完全做不到劇場是一種修行。第一，把劇場變得很神聖，即劇場的其中一個性質，就是holy theatre……排戲時擦地板……很認真地對待，很集中地討論，靜心，然後反思，離開劇場……這是最理想的一種狀態。但我又覺得未必絕對是這樣，劇場也有其世俗的一面。」
「如果絕對是這樣 (神聖) 的話，我覺得劇場的可能性與影響力會變得很細，很多人會接觸不到劇場。在不同的排練過程裡，每一套戲都在處理不同的議題，但每一套戲都不會徹底地錐得中。雖然會錐好耐，但又會在某些時間再出現，繼續影響生活。」
「《電子城市》也是的。但我覺得是因為它的議題比較鮮明與尖銳，即使是表層的反思也有很多。演員在排練的早期，在做功課的時候……甚至到達較後的階段，對這些題材的反應也是比較強烈。在後階段，演員甚至是導演，也會著重了在production，即把注意力放在演得好不好，套戲做得好唔好……當然是很正常。但有些時候，例如是很classic的戲，如果演員與觀眾都沒有新的input，大家就會不是太討論個戲的內容，而是討論個戲的表演性。」
人性的啟示與社會的批判
「是否反思呢？是否我們以前的……好似沙磚上那些就是比較徹底呢？比較完全瞓身呢？其實也不是的啊，那年代更自由，排戲好hea，哈哈。討論很自由。但從前對文化活動的分別就是……人們對文化活動可能也有鄙視的奇異眼光，但相反，如果你覺得那東西是幾有意思的，多少會有幾分尊重。很簡單的，如果你覺得一個議題重要，你就買票去看，因為覺得這個戲會帶給他們一些啟示。不看的，就是本身生活上已不會看這些東西……是很分明的。」
「但現在社會不是這樣，是在這兩種人中間，有很大的灰色地帶。他們會覺得藝術有時是有啟示的，不過有時都是藝術家自己陶醉……有很多不同的價值……啟示指的是甚麼啟示呢？是普世價值、人性的啟示，還是對社會的理解、社會的看法……這是最大的爭議。甚至有時在我裡面，也有掙扎……人性的啟示和社會的反思與批判……這兩者，是否可以調和，是否有一些東西是兩樣都有的呢？但又好像真的是有比重。甚麼時候放下社會的反思，在我們也未想得清的時候，其實很多觀眾也未必想得清。」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沒有絕對應該要去做的劇場
「可能是直覺，覺得需要簡單的善、簡單的美。太複雜的思辨，就連最簡單的善都沒有了。沒有出路的，沒有一種善可以告訴我該如何去做。中間有一堆這樣的人……不同的人，應用不同的方式去遊說這一班人，擴闊自己的看法。可能有一些形體劇場在做這樣的事情……沒有絕對應該要去做的劇場，沒有一種劇場是絕對要去發展，至少這種姿態不應該傳遞給公眾。如80年代，你是思想前衛的，就一定會看前衛劇場，哈哈。」
「如果收到很細，只說《電子城市》的話……我都會有疑惑的。每一套外國的翻譯劇，啊……我都會想，他們的文化與我們的，確是有些距離。有趣的是，當我寫自己的劇本是，很少次，我有導別人的戲，會覺得自己寫的劇本，某程度未錐得中本土的事情。其實有哪個劇本是最對應現時的情況呢？是沒有的，哈哈。永遠都會覺得是有一個距離存在的。其實一直努力去尋找這樣的東西。所以有一些時候，做翻譯劇是重要的。我又會搖擺……做創作劇……原因都這樣，總覺得有一個核心的洞你未reach到。」
劇場是不提供出路的
「阿否的劇本……我前排看了他另一個劇本，叫《Nothing Hurts》，好像也是很早期，都是這個階段的。這劇更澎湃，角色經常形容自己在流血、在血泊裡灘了很久……但他自己覺得很舒服，很寧靜……哈哈。我也覺得有些頂唔住的，啊……他是否太沉溺，著重個人的痛苦呢？他用放大鏡去放大，你可以說他不是真實的……但其實也是真的，不過這樣完全focus在個體的狀況裡，又真的好像沒出路。」
釗眼神聚焦遠方，卻又投入了思考。他續說：「可能他的責任不是去思考出路，是把個人濃縮的經驗放大，然後呈現出來。」
「劇場入不到屋，某程度被某一種傳統影響……那就是劇場是不提供出路的。電影相對就會有較多的出路。比例上，我覺得電影是比較抒懷的，劇場比較暗黑。劇場的本質……不知道呢，可能就是live，而電影就是真的是發夢……潛移默化給你一些較舒服的，去思考、感受。很多劇本也想再做……《金龍》，甚至是十幾年前的《飛吧﹗ 臨流鳥，飛吧﹗ 》……總是有些東西未處理得好。《電子城市》首演那次是APA的製作，我覺得要放回去前進進做。我覺得這是如貼近香港近況，貼近演員……我們用的也多是年青只演員為主，這是比較general，每個年青演員走進來都必定會有感覺。會與那個戲會有比較直接的關係。」
藝術的動力：以痛楚面對真實？
「可能在西方文化裡，逼自己去面對一些好像很真實的東西，是他們藝術的一種動力。而他們的藝術又如此多樣化，也有一些人在做別的東西……也是的，我也開始想，的確是有一種文化上差異，我們或許未必要用如此痛的一種方式去面對真實。我們是不願意的……東方文化裡面有一種抽離，道家、佛家……某程度會滲進我們的腦袋，覺得應該抽離。我們好像是要尋找這種狀態……」
「但我又不是在說，我們不要接觸西方，因為我們現在劇場的骨子裡，甚至現代的生活裡，很多價值都是西方的價值。對個體的重視……應該將來會有一些劇作家可以消化這層，但做出來就不是阿否這種的……即不是新文本那層的。」
釗仍以一貫平淡的語調，那一向習慣性地與自己思辨的語調述說。
「我覺得……我最需要去番一個靜些的狀態，累積了很多在創作、排練的問題。其實一直都在累積，但絕對覺得要有一個空間去沉澱。」
大概，這也是全球化下的一個普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