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自六月始，引用心理學理論來解釋社會情況的文章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例如盧斯達和郭偉文回應對於自殺的理解的兩篇文章、用心理虐待解讀政府的手段和回應、心理學界對於大家情緒困擾提供的建議、網上流傳以大眾社會心理學書籍烏合之眾解釋群體運動、以個人發展心理學的身份發展危機理解青少年的「暴行」的篇章，亦有用社會心理學的群體身份認同理論闡述公民抗命的文字等等。撇開文章的立場或理論是否被誤用不說，心理學似乎比以往更受到大眾關注。雖然我不是一個註冊心理學家，但還是想援引一些未被提及的心理學理論，以提供不一樣的角度，還望能拋磚引玉。如有不對之處還請大家討論指教。
心理學家對自殺案件的回應
從報章上看，心理學家普遍的態度是希望媒體參考世衛或撒瑪利亞會的指引，也擔心維特效應，令其他人爭相模仿。比如說，防止自殺委員會的總監葉兆輝表示不應猜度自殺原因（自殺背後的原因可能有各種複雜的因素造成），也不應把事件簡單化和英雄化（詳情可看防止自殺委員會，良心理政和臨床心理學會的專頁）。 他們的話從公眾安全的角度來講是標準的教科書式回答，自殺預防工作非常重要，心理學亦不一定等於維持status quo。可是，自從看了盧斯達的文章，也跟有些情緒受到影響的朋友聊天後，發現他們覺得死者（甚至是他們這些同路人）的心情沒被理解，甚至被否定。
從心理治療來講，情感驗證（Validation） 至關重要。辯證療法(DBT)裡講述了情感認證 有六個層次：第一層是跟他們同在，第二層是準確地重複他們的話，讓他們的困境有被聽見；第三層是指出他們的感受；第四層是站在他們的角度，理解過去的經歷如何造成他們的困境；第五層是平常化或認清這些人人皆有的情緒；第六層是全然接納。情感認證不等於認可他們的看法，只是說你理解並聆聽了他們的情緒和想法。然而，他們的困擾不但沒被認證，更甚的是還遭受到政府的否定和譴責。政府所說的「好痛心，十分難過」 – 痛心的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沒指出傷心難過的原因，我猜受影響的年輕人不會關心政府難過與否，他們關心的是到底政府有沒有聆聽理解他們的情緒和行為背後的動機。政府這個「母親」是如此，他們的親生父母更是如此。在家裡再次受到否定的話，便可能會遭受二度傷害。家裡本應是孩子的安全堡壘，但當年長一代與年輕一代出現認知和價值上的落差，雙方又不肯互相尊重溝通的情況的話，負面情緒可能會加倍醞釀發酵。
從個人到社會
綜上所述，我們應能看出看待事物不能只用單一理論，把事情歸咎於青年本身。心理學家們建議大家「穩定自己，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深呼吸、聽音樂、遠離令自己感到痛苦的地方或資訊」。可是，除了這些比較個人的方法外，我們能否用解放心理學和社區心理學的理論理解他們的困擾呢？這些框架主要受到 Franz Fanon（一位南非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和 Ignacio Martín-Baró’s （西班牙的心理學家）等人影響，提倡人的痛苦也會受社會政治環境影響。傳統心理學過分注重個人與內在，卻忽略了壓迫人們的制度。這些框架不贊成用「精神病」形容受情緒困擾的人們，人們的負面情緒和隨之而來的行為，是自身思考和尋找事件意義的正常反應。他們反而把重點放在造成創傷的環境和結構性因素上，認為專家的責任除了要「清理地上的水」以外，也要設法「關掉帶來傷害的水源」。舉個例子，他們覺得被強暴後出現創傷症狀的人不是所謂的「病人」，要改變的是背後的強暴文化。聯合國的身心健康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普拉斯 Daius Puras 也說，要提高人們的精神健康，需要改變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比如促進社會共融，提升教育的素質等等。如此推說，除了嘴上說「政府社會福利署和服務機構會盡最大努力，盡免不幸事件再發生」外，我們是否該想想導致社會不幸背後的制度，系統和社會因素？
集體創傷
有人提到了Le Bon 的群眾理論和他著作的那本「烏合之眾」，提出該理論可以解釋年輕人佔領立法會和集體抗議的行為。Le Bon 認為群體裡的個人身份會被淡化，人的理性思想也會逐漸被不理性所取替。其實這個理論在學術界也是充滿爭議的（其中一個反對者為 Stephen Reicher），一篇比較全面的文章裡提出群眾行為可能在外人看來是一片混亂，可是裡面確實有高度的組織，也不是全非理性。群眾裡的人們不是失去了個人身份，反之，加入群體讓他們增加了新的身份。可是，當我們把群體看成一個整體時，我們可能會變得以偏概全，把該群體裡面某些人的行為歸納為整個群體也是如此。與此同時，這樣也容易造成二元對立（us against them），無論對方提出什麼，另一方必然反對。社會心理學裡面有另一個理論，講述內群體（In-Group）和外群體（Out-Group）的對立。如要消弭對立，雙方需要有更多的接觸，互相理解，不過互信是很重要的。參考上述情感認證的理論架構，看待群體時，與其立刻以單一角度下定論，為何不了解該行為背後的歷史因素呢？很多心理學家提到了無力感，絕望感，但這些感覺從何而來？正向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man 提出了習得性無助的概念：實驗室裡屢次嘗試逃出籠外的狗兒遭受電擊後，即使閘門打開，牠們也不逃出去。牠們害怕，也失去了重獲自由的希望。這個理論能否套用在現今的情況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集體創傷的社會學理論了解抗爭的人的心理。經濟和穩定不能換來自由，平等和民主。學者提到集體創傷通常與集體身份的消亡有關。不同於創傷壓力後遺症的臨床研究，集體創傷的研究不只是描述個體的「病癥」，研究的方向反而是歷史事件如何轉變成集體回憶，烙印在大眾的腦海，演講，文章，藝術作品裡。同樣的事件於不同群體或許意義迥異，但是這個理論並不旨在判斷是非。這個框架能幫助我們了解事件之於個人和群體的意義（比如說那些覺得內疚沒在場，受到自殺事件影響，沒走在前線但受到那種絕望氛圍影響的人等等），也表示了如想幫助受影響的人們找到希望，大家可從社會而非個人的角度出發。
此外，敘事治療與社會公義息息相關，它主張每人都有敘述自己的故事的權力。Michael White（敘事治療的始祖）指出自我和他人對自身的故事有著不同的敘述，但我們可能會被他人影響，漸漸地只看見問題重重，傷痕累累的一面。那一面慢慢變成建構身份很重要的一環。然而，生命是由很多條故事線交織而成，而敘事治療希望透過解構不同的敘述角度，讓大家重新找回和敘述沒被聽見的故事。它雖然不是主流的治療方法，但是它的理念的確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之處。這個治療方式需要「證人」的存在，不帶批判地聆聽這些故事，好讓這些被壓抑的，未被講述的故事被聽見和分享。專業人員和社會大眾應擔當「證人」（witness）的角色，理解他們的想法。
最後，我想引用 Beth Filson(2016) 的一句: 「創傷對我們的意義重大。它塑造了我們。它無所不在。它可能破壞了我們其中一些人，但是很多人戰勝了它。忽略它就如同忽略人類的複雜性。」（Trauma matters. It shapes us. It happens all around us. It destroys some of us, and it is overcome by many of us. To ignore, it is to ignore who we are in all our complexity）大家加油！
作者為臨床心理系準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