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幾年前，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好年頭，今天讓人懷念的八十年代，也是我剛開始親身接觸大陸的時候。那時搭火車也好，長途大巴也好，人家只要知道我從香港過來，就一定要拉着我問長問短，同時傾訴那幾年他們目睹的中國變化。說到變化，那就必得「憶苦思甜」，痛陳六、七十年的昏暗和恐怖，欣慰目前的安定和富足（至少是相對的富足）。其中一句常常從不同人嘴裏的話是：「共產黨還是不容易呀，養活餵飽這十億人，鄧小平真了不起」。
年少的我，自是不以為然。不讓人民餓死，就要誇為政者英明了嗎？這要求也未免太低了吧。中國百姓果然很好管得很。年歲漸老，閱歷稍長，儘管我依舊不能接受這句話的政治涵義，可我後來卻能同情這類感慨背後的心情與經歷了。因為吃飽，確實是件天大的事。一個不愁吃穿，如我這般幸運的香港青年，當時實在難以體會那些遭過饑荒折磨，滿臉風霜的面孔後頭，藏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極度的飢渴，能夠把人打回到非人的狀態。那句話，原是一群捱過了非人世界的倖存者的衷心話，我可以不同意它對政府認可的輕易，卻不能不接受它所承載的重量。
非人，正是普里默•萊維《滅頂與生還》這本集中營見證的主題。裏頭有一個關於飢渴的小故事，我一直都忘不了。
「飢餓讓人筋疲力盡，而口渴讓人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們：在白天，工地的秩序變了一團混亂的殘垣斷壁；到晚上，睡覺的棚屋並不透風，我們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氣」。在這情形下，飢渴到頭昏的普里默•萊維有一天意外發現了一截地下室瓦礫當中的破水管，趁着沒人注意，他設法讓它流出水滴。他說：「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龍頭，沒再嘗試把它開得更大。這是水，被太陽曬得有些微熱，沒有味道，可能是蒸餾水或冷凝水。無論如何，一份快樂」。
問題是接下來該怎麼處理這個叫人驚喜的意外發現。是告訴整個小隊，讓大家分享？還是自己馬上喝光管子裏剩下的水呢？普里默•萊維選擇中庸，把秘密告訴給一個最親密的夥伴——阿爾佩托，一起偷偷摸摸地飲盡那一點點老水管中的剩水。
「當我們列隊走回集中營的時候，我看到了我身邊的達尼埃爾。他身上沾滿了水泥灰塵，嘴唇乾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責，與阿爾佩托交換了一下眼神。我們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沒有人看到過我們。但達尼埃爾看到了我們在牆邊鬼鬼祟祟地仰臥在瓦礫堆中，已經有所懷疑，而現在更猜到了甚麼。幾年過去了，解放後，在白俄羅斯，他簡短地問我，『為甚麼是你們倆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標準再次出現在我們之間」。
記起往事，普里默•萊維覺得羞愧難當，形容那股羞愧「具體、沉重而持久」。可要是換了我，活在那樣的情境底下，我又會怎麼做呢？一管剩水，一小塊麵包碎，我會不顧一切地自己吞掉？還是像一個人那樣，將它分享開去？沒有受到那種考驗，我真的不敢大話。
「達尼埃爾已經去世了，在作為倖存者的聚會中，我們有着兄弟般的友愛，但那次忽略夥伴的罪惡，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橫亘在我們之間。顯然易見，雖未明說，卻仍可察覺並且代價高昂」。
原文刊在飲食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