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Basel提前在三月席捲到來，引發香港上演一場藝術生態文化戰。畫廊紛紛爭相在三月策展，展示自身最富市場競爭力的「拿手好戲」。期望在這個因Basel而來的全球指標性收藏家、藝術品買家與投資者聚集香港的時刻，賣多幾件作品，吸納多點資金。「伙炭」也不例外，把藝術家工作室開放日撞向Basel，推出藝術家專題導賞團，以拼個你死我活的聲勢正面追擊。在我看來，這更像是一場──由全球性藝術文化霸權的藝博會在本地呈獻的───以中環價值為主導的威權商品藝術與本土邊緣弱勢藝術的戰爭。
我們正好趁這個機會，來觀察一下香港的藝術生態的現況，並以大膽的狂想猜測它可能的未來發展動向。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種角度來觀看這場戰事：一、經濟上的影響；二、社會上的影響；三、對本土藝術文化生態的影響。
一）曾經，我們總把藝術與自由、精神價值、貧窮、無價或正義聯繫在一起想像與感受。來到二十一世紀，像Art Basel這樣的藝術博覽會改變了我們以往對藝術家與藝術品的想法。收藏買賣藝術品成為新興的投資致富之道，成為名門富豪表現財富與品味的時尚產品。這些號召力強大的藝術博覽會把全世界掌握著金錢與權力的權貴聚集起來，叫他們進入媒體的焦點、成為鏡頭與閃光燈的寵愛，並叫他們「買單」。因此它也成為促進經濟發展、旅遊業收益與市場消費的商業行為。在會展舉行的Basel 帶動了以中環為主，或許也可能惠及小數遍佈在全港其他地方的畫廊與藝術空間。但在這些以經營「非本地」藝術品的交易之中，我們卻看見了本土藝術家作品嚴重的缺席。現實是，像Basel這樣在香港炒得火熱的藝術博覽會，卻未能帶動本土藝術市場的發展。本土的藝術創作難以出現在Basel展場，我們難以相信──也看不到──那些入住半島酒店的星級收藏家與聚集在會展的藝術品買家，會有興趣前往像觀塘火炭這樣邊緣的地方去觀看購買本土藝術家的作品。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在經濟層面上，代表著中環價值的Basel 與本土邊緣藝術代表的「伙炭」可說是藝術在富有與貧窮之間，分裂出的兩種極端面向。
二）由是我們看見在Basel與「伙炭」的角力之間，為我們呈現了社會貧富、菁英階級與基層民眾之間的鴻溝。誰在看Basel？誰在看「伙炭」？如同「伙炭」表示，與Basel撞期可以「測試『伙炭』和那些大型藝術活動的觀眾群是否一樣，當中有幾多重疊。」這無疑只是「伙炭」一廂情願的考慮。對於Basel，它完全不在乎這個「觀眾群」的問題。這可以從Basel不便宜的門票上得知。因為以商品藝術和精緻（菁英）藝術為主的Basel是拒絕大眾參與的，它刻意地拒絕與公眾的接觸，它本質上就是拒絕公開給社會的一種「私人買賣派對」，並在它高門檻的門票中宣稱了自身拒絕公眾參與，並刻意地脫離了公眾。在Basel隔離起來的展場裡，藝術品只要在收購家、畫廊的交易過程中就得以確立──連藝術家也不再需要──就可讓其在國際藝術市場中流通，也並不需要作任何公開的展覽。於是像Art Basel這樣的藝博會事實上是重新建立起了新權威專制的──印象派（現代主義）曾竭力反抗顛覆的──「學院主義」。在城市的另一方，「伙炭」就呈現了某種對立的性質──（讓我們暫時不談某一部分的「伙炭」也表現出加入「學院主義」的渴望）──在這種俱有反叛個性的特徵中最明顯的對立性質包括：鼓勵公眾參與；對觀眾的藝術教育；拒絕成為「商品」的創作；富本土特色的創作；引起社會共鳴的創作與對於社會的責任感。
三）如今大張旗鼓的Art Basel與其他藝術博覽會建構起的「學院主義」──如同每年在巴黎米蘭紐約倫敦的時裝秀成為流行時尚的指標──也成為了全球性「流行藝術」的指標，並成為世界各地渴望在藝術市場上取得成功的藝術家爭相跟隨模仿的對象。畫廊自動地根據藝博會的藝術品交易業績來「選擇」表現出市場潛力的「藝術品」。藝術家為了作品可為某畫廊所經營並展覽與售出，針對性地創作為市場所需求的作品。藝術大學為了把畢業生送入藝術圈，而專設因應藝術市場需求的「學院主義」藝術課堂。大家都為了在瘋狂膨脹的藝術市場中爭寵而主動放棄了藝術最重要的自主與獨立。於是在發生在邊緣地帶的「伙炭」藝術現象變得更為珍貴與重要。它提示了我們在面對如此呼嘯的藝術市場浪潮時，藝術一直所堅持的獨立與自主，以及藝術家追求自由創作的個性。
在這一場藝術生態的文化戰中，我並不是說代表著本土邊緣藝術的「伙炭」要以背離藝術市場的方式「迎戰」Basel，而是認為在「伙炭」與其他本土邊緣藝術家慢慢接近市場的必然過程中──把邊緣的藝術品推向城市更為中心的位置與佔據更多公眾的眼睛與內心的時候──是否可以以一種拒絕迎合藝博會專制「學院主義」的方式創作？並堅持捍衛藝術創作的獨立自主，與藝術家最重要的個性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