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激發的藝術實踐遍地開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最俱爭議性的，相信是「蜘蛛仔」掛在獅子山頭的「我要真普選」巨型標語。它震撼並感動了廣大香港人的心靈，並以堅韌不息的強大生命力，在社會的不同領域生長與拓展。它激起了社會熱烈的關注與討論，其中不乏藝術界人士的歡呼與掌聲。
「藝術家真的輸了！」藝術家兼藝評人梁寶山說。她認為「黃幡給掛在真正的獅子山上，香港蜘蛛仔們的不辭勞苦，行動的過人之處，是把抽象的文化象徵符號還原到在地的真實（the Real）上去。」
學者兼資深藝評家何慶基教授認為該巨型標語，「巧妙地利用獅子山這符號，即時呼應梁振英踐踏窮人的言論，獅子山那貧窮但堅韌自強的象徵，昂然與富豪地太平山相對。利用處身地方的地理、歷史及文化意義，建立作品核心意義，是典型公共藝術的卓越例子。雨傘運動背後的基本矛盾，透過一幅標語、兩座大山盡顯出來。」
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承認並接受它的藝術作品性質與意義。在過去的日子裡，這可以說是普遍本地藝術家們的共識，有些前輩藝術家甚至認為它是香港藝術2014件最重要的一件藝術作品。我卻鮮少聽過有人持不同或相反的意見。它令我產生預感的不安，因為這看法實在太單一太可疑了。居然沒有人反對這種輕率不加分析與驗證的觀點？
我在原則上反對掛在獅子山的巨型標語是藝術創作，理由與邏輯和我反對曾灶財的塗鴉是藝術品一樣。大家可參考我以往寫的兩篇文章（〈不要驚醒曾灶財〉 與〈曾灶財的「塗鴉」為什麼不是藝術品〉），不再贅述。
這兩件事令我感到更不安的，不是藝術界關於「指鹿為馬」或「魚目混珠」的美麗「誤會」，而是它響起了一個警號──
我想起發生在香港另一重要時刻的藝術事件，那是回歸前的一九九六年，來自中國大陸的潘星磊作出打扁英女皇銅像的鼻及向其身淋紅油的「行為藝術」，引起了熱烈討論。其中有些「排外」傾向或狹窄本土主義的藝術家，對他的行為反感，認為他「抽香港水」。這裡暫且不論文化身份與「抽水」的問題；我關心的是，香港本地藝術家頻頻缺席重要歷史事件而響起的警號──是不是香港藝術家已失去了（或從來沒有）在歷史性的重要時刻擁有以快速直覺的敏感作出適時回應社會現實與時勢的創造力？
如果你也發現，香港藝術家（特別是那些知名的、受人尊重的前輩藝術家）在雨傘運動的藝術實踐中嚴重缺席，你也許也會感到某種令人頹廢的悲觀──（難道在雨傘運動期間非常活躍的藝術家黃國才不是嗎？當然是，只是他屬於極少數中的異數，不俱代表性）──他們往往站在預設好的適當距離，發表著模棱兩可的安全言論。你以為他們在支持學生運動，事實上他們更多的是在不失去「民心」的前提下保護自己的「名聲」，以犬儒的方式聲明自己並非犬儒或非道德冷漠。或者人們會提出這樣的理由或藉口辯駁，認為藝術需要時間的過濾與沉澱，拒絕快速直覺反應的創作行動。我當然認同；但想想田徑比賽，有長距離的馬拉松，也有與速度競賽的百米短跑。當本地的藝術生態都單一地推崇與進行馬拉松式的藝術時，它就是單一的、不健康的，甚至有害的。於是快速反應的短跑式藝術創作，對於整個藝術生態的平衡與多樣性，就變得特別罕有重要。
或許，就是因為藝術生態缺少了這一種反應時勢的創造力，所以藝術界才會濫竽充數地把類似「蜘蛛仔」的行動，一廂情願地拿來「豐富」本地藝術生態的多樣性。這種事件不但反映了香港藝術界的無力與無能；令人更擔心的是它會否在「藝術品」的包裝與粉飾下，削弱了「我要真普選」標語直接的政治訴求？減弱它推動改革的社會運動能量？
的確，藝術家真的輸了！──幸好，雨傘運動讓我們看見還有一大群仍相信著理想與自由的年紀輕輕的藝術家、藝術學院的學生與民間的創意力量，填補了那一塊必要的空白，讓藝術在介入、回應與改善社會的實踐中，成就了一股不可或缺的創造性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