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老師在影後的座談會上提出了一個疑問，作為如此有風骨的一代大師，史特斯明史奇為什麼沒有選擇自殺？事實上，面對著極權的無孔不入，史特斯明史奇在晚年已毫無還擊之力，而只是一個生活潦倒的老人，甚至因疾病與飢餓昏倒在街頭。如果與藝術緊緊連結的生命被迫與其分離，而生活上的其他東西也無法逃離政權的壓迫，與其因三餐溫飽而受盡折磨，自殺豈非一個更能保有尊嚴的做法？
這是一個存在主義常問的問題，究竟在現實環境的壓迫下，一個人可以有什麼樣的選擇？存在主義作家因此喜歡將筆下的角色放進多重的巧合之間來製造一個壓迫性的環境，經典之一當然是卡繆的《異鄉人》，主角莫梭在一連串的巧合下殺死了一個與他無甚關係的人，如果我們跟隨著其自身的視角，這是一個「稍為乖僻」的人，不小心地介入了別人的爭執又不小心地殺了人的故事，問題是檢控官與法官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論。莫梭在每一件殺人前的事件中的決定縱然都有著其因由與獨特的想法，這些行為與表現在其他人眼中卻被解讀成一個仇視阿拉伯人的冷血殺手的象徵。面對著別人的指控與及可能出現的死刑，不同的人可以有著不同的行徑與反應，而莫梭卻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無論後果是死刑與否，都不影響他對於每一件事件的想法，這才會出現「耀眼的陽光讓我殺了人」這種令人不解的抗辯理由。
如果莫梭表現的是在死刑面前對自我的堅持（即使正是這種堅持為他帶來了死亡），那麼史特斯明史奇面對著潦倒壓迫的生活，也有著另一種堅持。或者，他堅持的是那幅由電影開頭開始創作的畫作；又或者，是那本他努力想完成的《視覺理論》。但無論如何，戲中的史特斯明史奇並沒有表現出對未來的一絲不安，更沒有因環境的壓迫而改變任何信念，由始至終，他都貫徹著自己的一套世界觀，亦在他的世界裏演譯著其不受制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