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世代之間，除了「之爭」外，到底有沒有坦白溝通的平台與機會？近年社會漸見新舊一代的分歧，在社會如是、在教會內外也如是。袁天佑，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事奉 38 年，雖已退休，但在建制教會中也有些名氣；殷琦，卻是「鬧教會」「鬧」到出書的年輕平信徒。二人今天，嘗試就不同議題談天、說地，盼望在社會、教會裡，二代之間，能尋找到那相遇的地平線。
致袁牧：
不論大家是否願意承認也好，近年香港政局紛亂和變得越發敏感、紅線越劃越前是事實。近至香港，最近就有各議員被DQ議席、補選亦再失議席的爭議；朱凱迪議員竟不被接納為鄉郊選委；內地拆十架；內地亦經已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習近平的長久領導地位更是牢不可破。
教會呢？面對種種，教會一如既往地－冷淡。不論雨傘革命、魚蛋事件有多麼風雨飄搖，很多教會都冷處理。祟拜時，一口不提政治的大有人在（其實教會不是親建制陣營已經很值得慶祝？）；又或是只在家事報告一欄中，循例寫句「為國家領袖禱告」（其實我懷疑只是製作程序表者已經「恆常」到不會刪除該項？）－常常說教會會讓人「平安」，我倒覺得這種「平安」，才是讓我感到極度「不安」的真正源頭。
我明白教牧要在講台上談政治，必然動輒得咎。教會信眾光譜之闊難以預計，教牧表態，必然「順得哥情失嫂意」。但最讓我心寒的，其實是冷感。冷感，是「覺得與自己無關」－我甚至覺得，即使弟兄姊妹是藍絲也不要緊，起碼是「有明確的取態」（有取態最起碼代表有留意）。我們說要傳福音，卻連傳福音的地土也不去關心？有沒有比這更諷刺的事？
教會的沉默，總讓我想起德國著名神學家兼信義宗牧師馬丁．尼莫拉的詩〈起初他們…(First they came...)〉
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關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沒有抗議；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後當他們奔向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註1）
借古可鑑今，讀懂昨日，才可明白今天。我覺得，終有一天，香港教會要為自己的沉默付上沉重的代價。
註1：維基百科 - 起初他們
琦：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也明白你的感受。不過，也想在此分享我個人的看法。
講壇上談論政治，個人也會盡量避免。不是因為會友中政治光譜太闊，只因為講壇是宣講上帝道的地方。現實生活可以成為演繹上帝道的例子，但不是上帝道的本身。所以在講道時，雖然我會引用一些社會事件作例子，但我也會清楚指出，這是我個人的領受。教牧在講道時，其實也是尋道者，與會眾一同去發現上帝的道。所以我所講的，不是絕對的真理，只是願意分享個人的領受，與會眾一同去探索上帝的道怎樣應用在今天的處境中。同時我也要尊重會友有不同的領受。
記得在兩傘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打開教堂的門，讓受傷（不論是肉體或是心靈）的人來到，接受治療。後來我寫牧函給會眾（牧函也廣泛地傳開），我也曾引用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Elie Wiesel 的說話：「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
對於雨傘運動，我的立場是「既不鼓吹，也不反對」，但這並不表示我不認為，香港應該有真普選。教會未必需要為「佔中」表示立場，民主也不是靈丹妙藥，但這實在是普世價值，也是基本法給與港人的權利，修改和剝奪港人這權利的，是不合理的。
有某些支持港獨或香港自決的市民被 DQ 候選人資格，特別是朱凱迪事件，不反對別人談論或支持港獨，也要被 DQ ，連沉默不表態也不容許，這實在是不公不義。我們不一定要為某人背書，但也可以指出公平公義的選舉，應該是怎樣的一回事。
對社會上一些事件，教會保持沉默，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沉默有時，說話有時」（傳道書三章7節），教會的任務也不是要為政治事件說話。只是以「政教分離」或是「順服執政掌權者」來支持自己的沉默，個人並不認同這思維。有人認為除非政府難阻教會傳福音，才應不順服執政者。亦有人認為對中共政權諸多批評，會影響教會在國內的事工。但對中共的極權沉默，是否真的可以令教會事工順暢？就近年中共打壓內地教會，這些教會或教牧也是沉默，個人實感不安。是怕得失中共，抑或是得失教會中有權有財的人士？亦有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他們高舉自己是基督徒，甚至說「做建制派議員，是為主背十字架」，他們會因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拘留而遣責加國，但對中共打壓內地教會，一言不發，這更令我感到憤怒。
我常認為教會領袖不等於教會。如果我們接受信徒皆祭司，信徒怎樣回應社會的問題，其實更重要。最近我和一些教牧和信徒，一同呼籲教牧和信徒於12月23和30兩個主日，穿黑色衣服參與崇拜，表達與內地受打壓的信徒同苦同行，你會參與嗎？〈殷琦按：此文完成於18年12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