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中港特首馬拉松障礙賽報名開始
三十三歲三個孩子
某次，跟數位文化人共晉午膳。料不到當中一位世兄醉心玄學，席間撩起文化界與神化界的綜合話題──「有沒有聽說過，三十三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年？」金木水火土天干地支從都不懂，沒有風水命理學問，至緊要記三十三歲。
世兄自嘲：「若果男子沒有把握三十三歲大展拳腳，他的一生將要平凡庸碌。幸好我趕及那年之前出版了一本書，才不至潦倒度日。」
惹起眾人興趣，有人說：「近日那位頻於傳媒亮相聲名大噪的文化人，不是剛好三十三歲嗎？那他日後定必要平步青雲了！」
又有人問：「女子又如何？三十三歲對女子有影響嘛？」
世兄答：「女子應最遲在三十三歲生個小孩，之後母性遽降，生了孩子也會骨肉關係疏離。」
背包裏裝載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和艾慕杜華的《論盡我阿媽》。艾慕杜華鏡頭下的酷異暫且不談，卻想起西蒙波娃所舉出的一個例子──托爾斯泰的妻子被十二次送上產床，若果說母性是恩典，她應該感到很快樂。然而在她的日記中卻寫下天下萬物與她自己的空虛與無用，她最感到幸福的時刻，竟是孩子不能少了她的時候。孩子有毛有翼，做母親的便失去存在意義。
養活孩子，再為孩子而活，在世兄眼中是理所當然，在西蒙波娃眼中是女人的不幸。母職，讓女子徹徹底底成為「她者」(theOther)；拒絕母職，卻又讓女子變成邊緣分子。你或許會提醒，沒有人叫妳為托爾斯泰生十二個小孩，曾司長叫妳生三個，應沒有這麼可怕吧？
低頭看看泛紅暈的子宮，想不到它在鎖定了的三十三歲期限中，似乎快要行將就木。趕在這之前生三個？屈指細算，時間或許有點緊迫。如果實行的話，不結婚而生三個，又可以嗎？橫豎曾司長純為遏止人口老化，女子出一分力，作任何形式的懷孕，包括組織不婚單親家庭，政府該不會嫌棄吧！
李偉儀女性解放分子：女人的生涯，是解放和束縛的角力。內衣的束縛、圍裙的束縛、男人與婚姻的束縛……女人沒理由要為解放行動告解與和解。踏上解放自主之路，女人最快樂！
小農經濟
政府說，人口老化，大家要努力生孩子，學者又說，為了達標，多點生仔優惠政策才好。這些噪音，讓我想到從前，有一條小村，村裏有一戶人家，父親四十歲了，父親的父母年紀也差不多了，母親三十多，已經生了三個孩子，阿豬阿牛和阿狗。這一晚，父親在床上跟母親說，三個孩子都可以幫忙幹活了，不如，還可以的話，多生兩個啦，你過門之後，風調雨順，我們生活也過得去，辛苦是辛苦，不過，總算捱過來，置了點田產，兩老不能讓他們下田了，我們父子四便很吃力了，多生兩個，我們一家耕十幾畝地，就很好了，或者多養點牲口，好等孩子過幾年，有點積蓄，我們就做老爺奶奶。說到這裏，筆者按一下，上面的故事，很像香港政府的可持續發展人口政策。下小半段故事……
母親在昏黃的油燈裏看了丈夫一眼，話是這樣說，生孩子不難，痛也一陣就過去，帶孩子容易嗎？丈夫看地下躺的草鞋說，我不是一樣天光做到天黑嗎。這樣啦，我叫爸媽不下田了，在家裏照顧牲口和家務，你生了孩子，他們幫帶，大家都好好地一起，將來，孩子都大了，你也不必那樣操勞，閒來串串門就一天多好呀！女人說，唉，想得美呀你，長遠呀，不想了。丈夫回過頭來細細看女人，那你說好吧！女人沒反應，丈夫轉過身，用手把油燈扇熄，在黑暗中將手臂伸出來，把女人的身體移好，翻身而上。
這段說的是學者的利誘。應該，政府的人口理論、可持續發展理念，是很多國際知名學者的智慧結晶，又是很多富有國家的政策，要不然，政府不會去拾現成的牙慧。對於我這介滿腳泥的農夫來說，就好像我聽到曾祖父跟我曾祖母某個晚上，臨睡前的俏聲話，又小農又封建。簡單來說，一個地區的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其實，就是年青人及青年人組合的社會。又或者，太多中年人的社會都有問題，但你斷不能叫市民，老快啦，所以，老人太多，就生多些年青的人囉。
袁易天環保分子：不一定喊口號，環保從最微細的生活開始‧用購物袋拒用膠袋，看見塑膠飯盒會皺眉頭，知道臭氧層穿了個洞會少開冷氣，支持循環再用的觀念。
一齊加入3！
聽到曾司長在大氣電波呼籲港人「生三個」，嚇一跳。人口政策是城市計劃重要的一環，我們今天說七十年代香港自成一體化，其中一大客觀條件就是香港由浮動人口向固定人口結構轉型。人口政策需要深入的現分析、未來預測，輕慢不得，「生三個」予人不經大腦之感，何鴻燊口中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尚且如此，怎不叫人捏一把汗。
這句話背後包含的謬誤，很多普羅市民都即時看到了。生三個，怎麼養？如果「生三個」效應傾側於領綜援家庭，將帶來甚麼社會後果？經濟上、教育上、房屋資源上，社會有足夠的承擔力嗎？個人家庭有足夠承擔力嗎？曾司長沒聽過「三個斷擔挑」這句話嗎？曾司長的「三個至夠數」號召，還包括從內地輸入優男。再嚇一跳。雖說香港男女比例失衡，但那麼公然的婚姻配對性別意識，令人看到，香港這個國際都會，家長式保守價值是如何的根深柢固。
而究其實，人口出生率偏低，並非單是一個量的問題，更是質的問題。香港怎麼在短短十年之間，成為全球人口增長率最低的地方呢？中產人士怎麼不願意生育下一代呢？是空氣污染、人口密度過高、住屋空間太小、教育嚇怕了人、社會戾氣太重，還是甚麼？任何尊重生命的成人都會思考：我把生命帶到這世界上，世界有一片好的土壤嗎？生與不生，生多少個，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存在問題。
傳媒向財政司司長說出曾司長的「造人運動」及相關的稅務優惠，唐司長竟如聞所未聞般說：「我會認真考慮他的意見。」注意，是「他」的意見，何等的疏離。如此關係重大的事項，高官竟像沒有共識似的。你我他劃清界線，從「生三個」的言談中，竟又令人猜想到最近熱門的「估領袖」遊戲。這七年多以來，特區已經中了不少「數字咒」(如八萬五、一百六十七萬等)，新領袖遊戲，切忌又自招新的。或者最開心的是3G手機，除了「三三不息」、「一齊加入3！」的廣告語句外，可考慮找曾司長當廣告代言人了。
潘國靈新混種人：混種，以文化而不以血統為依歸，城市hybrid人，混與不純，高雅與次文化、經典與流行一律涉獵，信奉知識無疆、書寫無界。
為社會生三個 誰會聽
現今這個社會，夫婦生一個是為了愛情的結晶、生命延續的投射，生第二個是為了給第一個有個伴，不會因為獨生子女而影響性格，如果社會真的缺人，生第三個是為滿足社會需要，履行公民責任。
結婚生小孩過去是人生的例行公式，不按照這公式行事的就是社會異數，而今這個社會沒有什麼公式，誰也不會介意成為異數。不婚、婚而不育畢竟還是少數，更多的是晚婚晚育、晚婚少育，而既然晚婚也只能少育，因為晚婚撫養一個孩子經濟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但教養一個孩子需要精力，光是陪小孩子去爬山、游泳，就夠你喘氣的，少育者，一個起，兩個止。
內地一位老革命曾跟我說，他一生忠於毛主席，毛主席號召人多好辦事的時候，他響應號召生了五個，後來毛主席實行計劃生育，他一個也不生了。香港的情可能倒過來，先實行計劃生育，後鼓勵生育，但如果政府真的鼓勵生育，必須早說，讓年輕男女有所準備，否則，真的有獎勵也無福消受。
問題是政府為了社會健康發展而鼓勵市民生第三胎，又沒有鼓勵措施，連毛主席的精神鼓勵也沒有，就等於讓市民自覺，這也並非不可能，只要人人都信奉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不要說生三個，生四個也會有很多人響應。因為生一個是修身，生兩個是為了家庭和睦，生三個就是為了國家社會，如果曾蔭權預見到中國可能會跟日本有軍事衝突，又或者台海非有一戰不可，就應該鼓勵市民生四個，以履行一國之責任，參軍衛國。
可是，曾蔭權以為自己是孔子還是毛澤東？
戴胡子老遊學一族：頂不住香港政治與經濟轉型的鬱悶，為了下一代及早了解國情，舉家遷到北京，目前游走於各種學問之間。
文武英傑福祿壽
我們長大的那個年代，別人一家有八兄弟姐妹都時有所聞。你說這幫人長大後第一件事是幹什麼呢？搬出來住。算一算，六十年代生，八十年代開始廿幾歲有事業，試想像，一個八子女家庭，本來住一間屋，長大後就變成要九間。八、九十年代，買屋的人那麼多，就是這樣迫出來的。
我家沒那麼大，少少地，只有四兄弟。那年頭，很時興把孩子們的名改成一個系列，就是大堆子女的話，子女最後那字，由阿大到阿細，排成有意思的字詞。如許氏兄弟，就以文武英傑來排。女子也有，大抵叫梅蘭菊竹春夏秋冬。那些父母，生仔女，就像儲閃卡，要儲齊一套，像有獎。或者也像打麻將，摸了兩隻花，就想不如一路摸足四隻花。而且最神奇是，又真的給他們儲到剛剛好！你試想像：如果儲了三個，叫阿文阿武阿英，但偏偏又無阿傑，你話都幾無癮。又或者四個之後，又無意之中生多個，咁叫乜好呢？再如：生了三個男，已編了叫文武英，諗住儲齊一套四個，明明叫餬，但偏第四個又來了個女的，就功虧一簣。
現在可麻煩了，生三個。沒有四個那麼大器。三個，很難改一些如四字那麼有格的家族名字陣吧。總不成，輪住隊叫福祿壽，或者金銀銅，魚蝦蟹。
事實上，我們現在常記得的那些三兄弟三姐妹組合，其實都不是真的那回事的。譬如說：劉家良、劉家勇、劉家輝其實不是親兄弟關係；宋家的子女，不止三姐妹這三人。最意想不到的真正家族三兄弟組合，叫秦沛、姜大衛、爾冬陞。三兄弟或三姐妹，名字好難排得好看。碧咸是三孩的支持者，分別生了三男Brooklyn，Romeo和Cruz。但維多利亞希望生個女，所以碧咸有一天一定要脫離三孩家族的行列，香港政府不能找他當代言人。
李照興BOBO：布波族，布爾喬亞和波希米亞混合體，有中產條件但不要中產刻板，新腦力精英階層，擅以消費確立自我。
恕難從命
自己結婚多年仍不打算要小孩，本來是沒有資格在此說三道四的，但既然曾司長最近鼓勵港人多生，我亦不妨在此湊湊熱鬧，談談為何現今很多同輩中人不願生育的原因。
最要命的當然是經濟上的額外負擔。中產階級大多重視兒女的教育，而一個子女由出生到成年的養育費可達二三百萬，如你一時大意，響應了曾司長的呼籲，便需至少五六百萬，真真講不得笑。且，有了孩子便要換大一點的居住空間，所有開支亦隨之直線上升，如沒有充裕而穩定的收入，隨時一失足成千古恨。
另一個少生的原因，九七前是對政治前景的擔憂，回歸後便變成對經濟大氣候的顧慮。現今市場強調資源增值和終生學習，人人背負巨大工作壓力，再加上近年女性普遍遲婚，適宜生育的歲月已相對縮短，很多時更會為了事業上的拼搏而放棄做母親的念頭。且特區政府施政紊亂，教育制度改完又改，社會爭拗不斷，都令中產階級對生育懷有戒心。事實上，港人的性愛平均次數已降到全球最低，出生率不斷下跌又何奇之有呢？
除了以上種種，我還有一個較為自私的理由，就是不想為了養育孩子而放棄現有的生活方式。現代人要負的責任已經夠多了，實在不願再多個一經背上便不能卸下的擔子。雖然有點政治不正確，我還是認為小孩本身並不擁有高於一切的價值，首先他們不一定都是天真無邪的，(還記得「蒼蠅王」這本小說嗎？)在現實中更有無數令人生厭的孩子，雖然他們在其父母心中仍然是天下間最可愛、最聰明的小寶貝。可能是基於生物學的原因，大部分夫婦在有了小孩以後，他們所有的關注都會傾瀉在孩子身上，再沒有餘力去發掘對其他事物的興趣，到這個時候，誇張點說，父母自己的生命已經終結，剩下來的日子，便只是為孩子而活吧了。
卡繆說哲學第一個要嚴肅處理的問題是應否自殺，我不是哲學家，只是有點悲觀，雖然不會自殺，但決定不生小孩。
紀平新中坑：香港產物，戰後嬰兒潮一代，經歷過經濟起飛，九七後變身負資產一族，在社會階梯坐過過山車，人到中年，有點無心戀戰，成日諗住提早退休，開展人生第二春。
還咪於民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