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反世貿周以後，不少人開始嘗試認識及討論「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反世貿周期間有人嘗試發動，安徒努力譯寫的幾篇文章亦詳細談及，最近連崔老頭的＜反世貿的意識形態…在/不在香港＞亦嘗試評價「直接行動」，不管是褒是貶，似乎應對「直接行動」多一點了解才能評說。
首先，崔老頭一文容易使人對「直接行動」有一定誤解，他說：
「不過，在今次反世貿運動中，採用「直接行動」的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南韓農民。 」
我沒有留意到有任何青年朋友以「普羅眾生主義」理解韓農，但把韓農的行動視為「直接行動」，倒是遠離事實的。
「直接行動」其中一個著名例子是1999年西雅圖反世貿運動，「直接行動網絡」（DAN, Direct Action Network）的成員、組織及行動模式，與美國七十年代後發展起來的基進運動有關（歐洲可能是另一個故事）；自六十年代末開始，傳統左翼組織影響力下降，不少基進行動主義者，特別是各類反戰反核人士，尋求不同的行動可能，到了八十年代末，曾出現以紐約為中心的ACT UP，以直接行動爭取愛滋病病人的各種權益；他們特性大概有以下幾點：
1. 聯繫小組（affinity group）：源自三十年代末西班牙內戰，由五至二十人組成的小組，獨立運作參與直接行動或其他計劃；
2. 建立共識：不以壓抑少數意見來作出決策，各人需要有耐性地讓小組中的共識形成，從而指導決策；
3. 非暴力抗爭守則：有一系列非暴力抗爭手法及規則，參與者會學習及交流意見，事實上，這些守則已變得非常系統的教程；
4. 輪輻會議（spokescouncil）：當有大型行動時，各聯繫小組會派出代表，參與會議共同商討行動及安排。
這些組織及行動邏輯設計，是刻意要有別於傳統工會及政黨的層級組織，所以難怪傳統左翼人士會積極回應以至批評。
5. 行動先於分析：傳統左翼團體強調思想的先進性，包括理論武器及政治經濟學分析，但「直接行動」網絡強調行動重要性，不需要太繁複及系統理論指導行動，反而可以由行動刺激分析及反省，所以，Negri的著作，絕不是直接行動的理論指導，反而是事後的理論發展，它對行動的影響有多少，筆者很成疑。
至於韓農組織，可以說是跟「直接行動」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比較像傳統左翼工會農會，它們與韓國的民主勞動黨的關係雖然非從屬，而民主勞動黨亦不是列寧式的先鋒黨，但韓國朋友說，韓農組織及行動仍具有很強的層級性及一致性，例如，韓農示威時，很強調領導的角色，領導的思想指導很重要，他們向群眾發言的時間比香港的集會更長，台上的各項安排很緊密；事實上，部份韓國年青朋友已開始不太喜歡這種傳統組織，他們對香港年青人的反應，其實有點意外。
據我觀察，崔老頭的所謂「激進青年」，不少人並沒有很自覺及很有意識去搞「直接行動」，某些人連「直接行動」式的網絡式小組亦抗拒，部份有心人想實踐，與一些外地來港的朋友商討後，基於各種原因，也沒有成功地組織了多少有規模的行動。
坦白說，筆者以為，崔老頭以卡利尼科斯的意識形態分類來理解香港這些新興團體，其實用處不大，至少香港遠沒有美國那種運動歷史脈絡；香港社運界應否參考直接行動，筆者暫沒有很清晰的意見，不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或應否的問題，但「直接行動」對組織及行動邏輯的認真思考，卻是值得左翼組織學習，有關這些討論，恐怕又要寫成另一篇文章了。
參考資料：
Kauffman, L. A. 2002. "A short history of radical renewal." From ACT UP to the WTO: Urban protest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Benjamin Shepard and Ronald Hayduk.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35-40.
Starhawk. 2002. "How we really shut down the WTO."From ACT UP to the WTO: Urban protest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Benjamin Shepard and Ronald Hayduk.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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